中国古代的商人，尽管不在官场混，但其实他们也都知道“天子”与“天下”的悖论。所以，他们往往会把商业智慧用到最不应该也是最应该的地方去，这就是勾结官府，权钱交易。不论是生存也好，还是发展也好，舍此别无做大做强的机会。商人们都深知两条规则：在商言商，千万不要与皇权作对，此其一；皇恩浩荡，粘上了就是巨额利润，此其二。事实上，对于多数商来说，皇恩往往是通过各级官员的跑冒滴漏，间接地流入民间的，所以，为商之人都知道，没有官府的帮衬，根本就无法做强做大。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皇权统治最终离不开官员，官员是统治的手段。而被作为手段的“官员”，也知道其手中被赋予的权力，是一种垄断性资源，这种资源是可以用来与商人进行交易的，它不是经商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并能得到丰厚的收益。

中国的帝王在知道这个悖论之后，往往也会把政治智慧用到最不应该也是最应该的地方去了，那就是一方面坚决地让有钱的商人没有社会地位，一方面想法子抄官员的家。帝王们都知道，官商勾结的后果是把“皇家私有”变成“官家私有”，而本质上是把社会财富的一家之“国有”变成千百家之“官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之争也好，官场之争也好，都可以说是国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斗争！

根据黄仁宇的观点，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没有一套准确的数字化管理，皇帝往往不知道老百姓被压榨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所以，往往一方面挥霍无度，另一方面逼迫各级官府强征暴敛，而官府则借机巧取豪夺，变本加厉，其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从掠夺商家入手，因为吃大户的交易成本低，且不容易引起民变，于是商业的发展，总是受到周期性的打击，无法持续。

沈一石毕一生之奋斗，最后攒下了这样一番事业：二十五个作坊，三千架织机，一百零七家专营绸缎的分支机构，几万亩桑田。二十年时间，累计织绸缎四百万匹，按市价和出口价的平均介计算，约合三千多万两白银，上缴织造局二百一十万匹，各任官员分利一百万匹，所余九十万匹用于生产流动资金（当然，包括花天酒地之在职消费）。

然而，最后他剩下了什么呢？在承受官府的盘剥加上自己的无度挥霍之后，净资产已经不多了，于是他把最后的流动资金都用于买粮，作最后一次豪赌，打算发一笔天灾人祸之财——借助官府的力量，低价收购灾民的土地。因海瑞生扛硬顶。情况发生突变，只好把用于买地的一百多船粮食，改为“奉旨赈灾”的粮，最后血本无归。只得被迫走上了一条“自绝于人民”的道路，点上一把冬天里的火，把自己送上了西天。当然，他没有忘记把所有的经营账册拷贝了一份，分两个渠道送给了官府和朝廷，最终以自己的死点燃了烧向浙江官场的更大一把火。把官员烧得鸡飞狗跳，诚如他给高官的信中所言“沈某先行一步，俟诸公锒铛于九泉，此日不远。”

这些年一些反腐的电视剧中，凡写到贪官，就要安排一名民营企业家来做陪衬，试图说明是民营企业家把政府官员拉下水的，几乎成了俗套。而《大明王朝1566》，却打开了一扇窗口，让人们看到：一个商人在临死之前，对官场和官员的评价。沈一石在他留给杨公公、郑泌昌、何茂才的信中写道：“我大明拥有四海，倘使朝廷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各级官员清廉自守，开丝绸、瓷器、茶叶通商之路，仅此三项即可富甲天下，何至于今日之国库亏空！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沈某今日之结局皆意料中事。然以沈某数十年备受盘剥所剩之家财，果能填国库之亏空否？”

警世通言——

企业家得想明白的是：是与政府，还是与官员处理好关系？

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做的是：如何才能让企业家靠创造而不是靠寻租，来实现利益最大化。

（ 2007年8月5日15：20于北京中海雅园丽都阁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