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处理四大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人与神。

    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物质文明，不断地认识自然规律，并试图运用所掌握的自然规律改造自然，从而满足人们无止境的欲望。科学正是在商业需求和军事需求的两大主要力量的推动下，近三百年来，尤其是近五十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科学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人类也步入了科学带来的困局：对地球生态的破坏以及核武器赞成的潜在风险。20世纪末，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力和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人类在这个星球的生存已经受到科学发展带来的威胁，与大自然建立和谐关系终于成为人类的一大共识，因为，只有一个地球，在我们已经知道的所有星球中，只有地球适合人类居住。

    当“人”也被当作一种资源（美其名曰：人力资源）来看待时，“人”便成为“管理科学”研究和实验的对象，人与人的关系在管理科学的范畴中是利益之间的函数关系。管理科学试图告诉我们，只要对人进行科学的组织管理和精心安排，就能够使人力这样一种资源，创造出更多的我们需要的经济价值。人与人的关系是合作的竞争关系，或竞争的合作关系。有趣的是，绝大多数管理学家在教导他人如何进行科学管理时，都没有把自己装入自己设计的管理体系之中，他们以及他们培养出来的管理者，全都高高在上俯视着那些被管理者。难怪杰克·韦尔奇说：我不喜欢“管理”这个词，我们GE公司倡导的是“领导”。

    至于身与心的问题，人们常常也把它看作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把它作为医学和心理学这两门科学来解决的专业问题。医院和心理咨询机构，就是解决这类问题的科学机构。在这些机构里，是科学，而不是哲学或神学决定着从业人员的工作程序。而“身”或者“心”有问题的人，在这些机构里，之所以得到尊重，得到关爱，得到护理，除了经济上的市场交易关系之外，主要依赖于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而不是从业人员给予的人文意义上的终极关怀。

    看来只剩下“人与神”的问题，科学不敢去追问了。或者反过来说，是科学无法应对神学的追问。因为，科学只是一盏明灯，它只能照耀它照耀得到的地方，而科学照耀不到的地方，仍然有着更大一片的黑暗。所谓“不懂科学的人，崇尚科学，而知道科学之后，则归于宗教”，说的就是直到今天，人还无法解释“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对于人来说，所有的问题归结到一点：我们如何才能寻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我们这个星球，有生物的历史是三十亿年，在这个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从前并未来过，我们今后也不会再来，而且，我们生命的惟一性还附加了一个短暂性，我们绝大多数人活不过百岁。更有甚者，每个生命的发生本身，都具有偶然性：我们所有的人，曾经都可能因为一个很小的原因，而失去那次生命组合的机会，从而失去来到这个世界的惟一可能。惟一性、短暂性、偶然性，构成了我们生命的无价。当然，换一个角度来看人的生命，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是我们在繁衍自己的子孙，还是生物基因在借助我们的躯壳，完成自己的延续？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不是在两者之间任选其一那么简单。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我们确定要讨论人文思想的时候，就应该暂时放下自然属性已经被科学解构的“人”，至少要回到哲学的层面，甚至是要进入神学的层面来讨论“人”的问题。我们需要这样的高度，需要这样的境界，并以此来超越功利、超越科学地讨论“人生的意义”问题，这大概就是人文思想的核心问题。因为，不管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可以代表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人做出一个肯定的回答：追求现世的幸福与快乐，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然而，追求什么样幸福？如何去追求幸福，才不会背离追求幸福的初衷？则是一个容易产生分歧，甚至严重分歧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