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者谁之天下

    虽然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与同名小说在情节和人物处理方面有些不同，但两者都致力于把乔致庸塑造为晋商的优秀代表，从而给读者和观众留下这样的印象：乔致庸是一个胸怀天下做大事的大男人，有着深厚的儒家爱国思想和道家的超然风骨，以谋天下苍生之利为己任，以做天大的生意为人生目标，其商业理念可以概括为两句话：“货通天下”与“汇通天下”。

    中国近代，虽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逐步成为一个时尚的口号，但更多情况下则是亡时有责，而兴时的天下乃天子的天下，天下苍生只能仰仗天子隆恩。在这种国情之下，不论是“货通天下”也好，还是“汇通天下”也好，与正统的皇权统治思想肯定是有冲突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文人要以天下为己任，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把自己的才华卖给帝王家。想要通过其它途经，比方说，通过发展商业来实现以天下为己任的梦想，那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在那个“官本位”的年代，商人只是逐利者，在相当一部分的朝廷官员眼里，商人还是为富不仁之人，不足以谋天下事。

    乔致庸本来也是一个读书人，他早年的抱负就是考举人、中进士。怎奈兄长病故，只得中途退出考场，临危受命，扛起了挽救乔家产业的使命。所以在他的身上，浓厚的儒学思想一直影响着他的商业理念。他立志要通过“货通天下”来为民谋利的想法，虽然离不开自身利益的驱动，但他的眼界和胸怀，毕竟不是同时代的一般商人所能比，而且在他悟出“货通天下”，必须通过“汇通天下”来实现时，他的“天下观”开始把自己引向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激烈冲突的悲剧之途。

    “汇通天下”与“货通天下”最本质的不同，在于前者涉及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具有很高的行业风险，所以要想光靠他一己之力来实现，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是犯忌讳的。在这一点上，孙茂才的确是一个头脑很清醒的人。令人费解的是，难道像乔致庸这样满腹经纶且聪明绝顶的人，难道真的不知道：金融是国家的利器，乔家的生意想要在这个行业当中得到发展已属不易，并且要将乔家的票号扩张成全国性的网络，其隐含的风险，更不是单靠当事人的善良动机就可以抵御的。特别是当官府的岁银卷入到自己的票号之后，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和利益之争，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当时的国家体制下是难以掌控的。尤其是在大德兴茶票庄在广州开张之后，乔家的票号已经与哈芬哈大人之间，形成事实上官商勾结、坐分汇水。乔致庸此前的天真应该结束，那份纯洁也已荡然无存，何以此后还将“汇通天下”喊得那么理直气壮呢？这背后隐藏的深刻动机，的确值得人们细细琢磨……

    在中国传统皇权统治下，商业是被控制发展的。无论商人自己把“为天下人谋利”的口号喊得如何震天响，也不会被统治者看成是正道，甚至可能还被看作是动摇统治的歪道。因为“货通天下”也好，“汇通天下”也好，果真如此，这天下不就成了商人的天下了吗？因此，也只有到了“天下者乃天下人的天下”的时代，“货通天下”和“汇通天下”才能在政治上得到合法性。

    什么是悲剧？在文学家的字典里是这么定义的：历史发展的必然与现实的不可能性的冲突。用这个定义来解释十九世纪山西票号最终由盛而衰的悲剧，看来是再合适不过了。作者笔下的乔致庸只是这个悲剧中的缩影而已。

（ 2006年4月21日于北京海淀中海雅园丽都阁11－A室）

    梓林：现代中国人爱把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叫做“与狼共舞”，喻其危险程度之高。但与商人依附权力做生意的风险相比，与跨国公司“共舞”的风险就算不了什么。因为，“与狼共舞”的风险只源于实力差距，但竞争的过程是透明的，规则是明确的，即使输也输在明处。而依附权力的危险性则在于其高度的不确定性，不知在何时、何事上，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古人发现，官僚接近和陪伴君王风险极高，因而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官员如此，商人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商人没有制约权力的手段，面对权力的意志，商人只能顺从，无从对抗，甚至无从躲避。权力要翻手云、覆手雨起来，商人大多只能任其宰割。几年前的铁本公司就“伴君”伴成了“贴本”公司。乔致庸要不去贴近权力，搞什么汇通天下，后来怎会被慈禧狠敲竹杠，为征剿太平军大出血？看那几场戏里，乔致庸的票号简直就是清政府的编外财政部，在全力为慈禧打工而已。

    善依附权力者，不是强者，而是缺乏根干的攀援植物，或许也能枝繁叶茂，但终究立不起来。

                                    韩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