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波重塑七十年代文章之一: 灵魂前往何方(<soho>小
(2009-02-26 16: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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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七十年代,曾有评论文章这样写道:
赵波同样是站在欲望阴影里的写手,她的语言同样直白赤裸。“玩具?L曾说过这些日子以来,唯一让她着迷的和现在让她需要的玩具只是一个手机型的震荡器,没事时她会一边开着红色的三菱敞篷跑车,一边把那个玩具放在下腹,一阵阵地使自己放松并且心旌摇荡。”(《情色物语》)“结婚就能控制情欲吗?或者,性幻想会自动停止?你这样认为吗?偷情是一种冒险,我想人人不会放弃。”(《等待三十岁的来临》)但赵波的小说在直白之外,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她的笔调是有所控制的。她不同于卫慧与棉棉的极端,她着力于表达一种无奈,一种在爱与伤害之间找不到语言的茫然,一张在激情冷却之后无法微笑的脸,一种丧失了对永恒以及未来的期待以后的超然冷静。如果说从卫慧棉棉式的笔调到赵波式的笔调的变化是一种从尖叫到冷笑的转变,那么在朱文颖的笔下,对于欲望的表达,应该就是温和的了/
而对于赵波的风格,我认为可以用她作品中的这样一段话来描述:我成为那个美国人索尔。贝娄笔下的“挂起来的人”,我和他一样有的最多的就是时间,时间对我们这种人来说就像不值钱一样,我们这种人想得最多的就是对社会和人生发出一个又一个无声的怨言,社会这么大,却似乎没有我们的容身之所。这个世界不需要我,我也像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看它的感觉,就像在飞机的舷窗遥望一座广阔而空落的城市的灰色轮廓。(小说《情色物语》)在她们的作品中,那种与主流文化对立的尖锐性和惨烈性被有力地展示出来,从而开拓与丰富了人性中被压抑的黑暗世界内涵,人们理性控制的逃逸,逃逸后的失衡、失重,在欲望中的自由与受控。
上海作家陈村说:“可以说,七十年代作家中的很多人,他们所描摹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不是重合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非常真实,而是一种在舞台上的感觉,是他们想要得到,但是没有实现的时尚生活。这一代人并不是说找不到自己,找不到自己的应负责任。他们的青春被无限地延长了,赖着不肯负责任。大家都在回避、逃避责任,最好就处在一种不必负责任的状态中。但是负责任的一天会到来的。社会不会允许你永远处于不负责任的状态。你可以不负责任,但是生活会教训你的。”我们无法预测像卫慧、棉棉这样的写手们在这条路上会走多远,会不会走到成为作家的一天。但毫无疑问,在这一批七十年代出生的女写手们中,会有一部分在用身体检阅了男人,检阅了生活与社会之后,在去掉了只关注自身的短视之后,在历尽浮华之后,会在写作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我们没有理由不期待,也没有理由不相信,她们终究会承担起属于自己的使命。
在付出很多惨痛的教训和代价之后,赵波开始明白不能逃避的现实和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了.
据说灵魂是有重量的。
一个人生前的重量减掉他死亡后的重量就是灵魂的重量。
一个人在闭眼前后的重量肯定是不同的,闭眼前肯定比呼出最后一口气后的重量要重,可以借此推断灵魂的重量其实就是最后一次呼出的那口空气的重量。
灵魂也可以是有形状的。
一个车祸中险些丧身的人告诉我,当他看见倒在血泊中的自己时,他感觉自己是飘在空中的,他看着自己仿佛看着另外一个陌生人。而身体仿佛也能看见飘在空中的他,也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又像是白天看见的镜子里的自己的样子。
一个自己和另外一个自己。一个在空中,另外一个倒在血泊之中。就是这样。
我也有过精神错乱感到分裂成两个人的时候,我站在楼上,可另外一个自己站在楼下,楼上的我告诉自己我有恐高症,站在高的地方感到害怕。可是站在楼下的我告诉我:应该勇敢地往下跳,不跳下去我就会看不起我。到底哪一个自己是真实的?哪一个是虚幻的?
那个时候我自己也分不清楚。
当灵魂在挣扎,感到孤独和痛苦的时候,有时身体会用自残来发泄头脑和精神对于社会和他人的不满,悲观绝望,无以信赖和寄托的灵魂孤独的飘荡在半空之中,一个追求真实的人注定会失落的,在这个面具盛行,假话连篇,互相缺乏关爱和理解以及人性温暖,商业利益高于一切的时代,他注定会碰壁,感到茫然和痛苦的。
既然,无力改变他人的标准和价值观,有时候顶真的人就只有通过惩罚自己一起自己来反抗他人和社会错误的标准和价值观。实在看不下去,做什么又都达不到自己的理想和要求时,有时候用烟头烫向自己的胳膊都会感到好受一些,听着香烟头的火光和胳膊上肉烧焦的味道,“嘶”的一声,冒起一股白色的烟,痛并好受一些,肉体的痛苦暂时代替掉一点精神的茫然无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极端的人还会采取抛弃生命的极端之举,他要用鲜血来让麻木的观众清醒。和他一样保持清醒,看看这个已经变质的世界,正在朝怎样的危险方向旋转,他要用一死来达到和世界的最后沟通和理解,这是个人力量薄弱时的绝望和无奈之举,众人皆醉我独醒到顶点的痛苦,也许这种清醒需要得到惩罚,过分清醒是不应该的。你应该和大众保持一致。可是,他不能够,心有不甘,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那里,舍生取义,杀鸡取卵,以身报国,本身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殉道观,可惜多少人只是默默地奉献了生命,却唤不醒任何人的良知,一个生命的消失起的作用实在太小了,有时候连一个哈欠的作用都比不上,没有人在意这个生命消失之前曾经有过怎样的内心挣扎,和怎样的心事隐痛。最后他死了还要遭受别人的误解,有报纸不负责任的说他是在炒作,有人说真死还是假死还不知道,往上跳还是往下跳还不一定呢。卖这份报纸的写这则报道的岂不是在卖蘸着死亡者人血的馒头给别人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