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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海角七号》是“大毒草”吗?

(2009-02-20 07:5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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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

杂谈

分类: 叶永烈:散文

叶永烈:《海角七号》是“大毒草”吗?

 叶永烈:《海角七号》是“大毒草”吗?叶永烈:《海角七号》是“大毒草”吗?叶永烈:《海角七号》是“大毒草”吗?叶永烈:《海角七号》是“大毒草”吗?

 

台湾电影《海角七号》正在大陆公映。

担任过电影编导18年的我,对电影一直保持浓厚的兴趣。在台湾,我接连看了美国大片《当地球停止转动》,看了中国大陆大片《梅兰芳》,我很想看红遍台湾的《海角七号》。

非常遗憾,从 20081212日起,《海角七号》在台湾各影院已经“光荣下片”,无处可看。因为台湾毕竟只有2300万人口,凡是想看《海角七号》的人,几乎都进了电影院看了《海角七号》,如果再继续放映下去,就没有人看了,所以《海角七号》也就“光荣下片”,退出了电影院。我只得找来《海角七号》的DVD光碟来看。尽管DVD的视觉效果无法跟电影院的宽银幕相比,毕竟使我知道了《海角七号》的大致剧情。

《海角七号》走红之后,引来一片掌声,但是也有人斥之为“大毒草”。那是台湾作家王丰,语出惊人,在20081010发表题为《〈海角七号〉是株大毒草!》的文章,尖锐地抨击道:“在我眼里,这种电影是一株大毒草,它即使目的不在颂扬日本帝国主义,但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带着一种感伤式的怀旧。所以,我坚决不去凑这种‘热闹’!”

此后,他又发表《〈海角七号〉绝对是一株大毒草!》,详细解释了他得出此结论的理由:“该片是用日本人的灵魂在思考问题。”王丰引述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所长许介鳞教授的话指出,“只不过是美日‘次文化’的大拼盘,缺乏的是哲学思想与世界观”,“《海角七号》隐藏着日本殖民地文化的阴影”等等。

王丰的文章似乎过于绝对,称《海角七号》是“大毒草”有故作惊人之语的嫌疑,然而他的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海角七号》中所反映的浓浓的“日台情结”:《海角七号》所写的昔日与今天的两对恋人,都是“日台之恋”。影片所写的背景,也是日本摇滚乐团要来恒春,而台湾的“草台班子”要取而代之。

《海角七号》在大陆上映,许多大陆观众也对这种“日台情结”表示难以理解。《海角七号》中浓烈的“日台情结”,似乎与大陆影片《梅兰芳》中强烈的抗日情绪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实,在我看来,就台湾人来说,这种“日台情结”是很正常的。我在采访红衫军总指挥施明德先生的时候,他就对我说,台湾人受日本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这是很多大陆人所没有感受的。

确实,从1895年至1945年,日本统治台湾整整50年,给了台湾以深刻的影响。至今,台湾的“总统府”,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的火车站都是日据时代的建筑,把“厕所”叫做“化妆室”、把“快餐”叫做“便当”都透露出当年日语留下的印记……文学艺术反映时代。《海角七号》所写的“日台情结”,是台湾历史的真实反映。

据导演魏德圣说,他最初是从台湾报纸上的一篇新闻报道中,得到创作《海角七号》的灵感。那是20047月中旬,台湾媒体报道一位服务于云林县台西邮局的邮差丁沧源,花了两天的时间为一封写着日治时期旧地址“台湾台南州虎尾郡海口145-1号”的信件找到收件人。

当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时,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招待陈云林观看了《海角七号》,并向他讲述自己亲历的“海角七号”故事。台湾媒体这样报道:

 

江丙坤在1961年赴日念书,后来在台湾“驻日本大使馆”工作,大约是1967年左右,有一位日本福岛县议会的议长跑到“大使馆”找他。当时,这位议长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台北有一个女朋友,还有当时地址,现在想要去找她,希望江丙坤透过关系找到现在的地址,于是江丙坤就写信给台北市政府,把地址找到之后,他就通知那位议长。

那位议长不久之后前往“大使馆”办理签证、来到台湾,后来,江丙坤很好奇地询问结果如何?

但议长说,最后并没有去找她,因为他不想看到她目前的样子,还想保留女友当年年轻貌美的印象。

江丙坤说,他在日据时期念了6年小学,有两位日本老师,一位在台湾去世了,另一位在1944年,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到南洋当兵去了。后来他在1961年到日本之后,就想到这位老师,当时他在东京大学念书,就寄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他在信中表示,如果老师还活着的话,请给他回一封信。

没想到一个月之后,江丙坤真的收到回信,老师在信中表示“我还活着”,于是江丙坤跑去探望这位已经在县政府工作的老师。他对多年不见的老师说,在他的家乡南投县国小里面,在日据时代一共有100位日籍教师,他拿到地址之后一一写信给他们,结果收到六十封回信。

江丙坤收到回信之后,再一次寄出信件,希望这些日籍老师把从台湾回到日本的经过和目前的状况,写信告知他,他想把这些故事编成一本杂志,然后再把所有老师的地址编列在一起,告知这些分散在日本各地的老师们。

在收到这份资料后,每位老师都流下泪来,因为他们回日本之后,根本没有再互相联络过,江丙坤说,这是1962年的事了,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当年20多岁的年轻老师,到现在都已经垂垂老矣,甚至已经不在人间。江丙坤说,他前几年还有向三、四位老师寄出贺年卡,但是寄出去之后,一封回信都没有。

“陈江会谈”期间,台北街头被绿营人士搞得乱七八糟,圆山饭店里也是紧张、严肃地协商、开会。江丙坤花了不少时间,以自己的心情故事和大家分享,让大家换了个心情。

 

江丙坤讲述的“海角七号”的故事,也表明了《海角七号》所表露的“日台情结”,是历史的真实。

当然,大陆民众毕竟跟台湾民众隔着一道台湾海峡,大陆民众观看《海角七号》,似乎有点类似于台湾民众观看《梅兰芳》。《梅兰芳》在大陆热映,到了台湾反应冷淡,我在台北美丽华电影院里看《梅兰芳》时,观众寥寥;《海角七号》在台湾红火,到了大陆反应平平。由于海峡两岸民众的经历、文化背景不同,对于同一部影片的反应不同,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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