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臣民族的心理特質

時至今日，車臣境內基本都處在俄軍和莫斯科屬意的車臣政府控制下，但是被聯邦安全局分別懸賞一千萬美元追捕的馬斯哈多夫和巴薩耶夫仍然沒有下落。《消息報》記者列奇卡洛夫在車臣戰爭十週年之際深入車臣山區採訪後發表的文章說，雖然巴薩耶夫是頭號通緝犯，但他在車臣「路路暢通」，巴薩耶夫的追隨者並非反恐作戰指揮部宣稱的只有一千五百人，而是超過一萬三千人，這些人不是同俄羅斯政權作戰的武裝份子，而是叛軍的堅定支持者。一名當地的俄羅斯反間諜機構官員承認，對於許多車臣人，特別是青少年男孩子來說，巴薩耶夫是勇士、是榜樣、是智多星、是傳奇人物。在他們看來，車臣同俄羅斯斷斷續續打了三百年，巴薩耶夫是歷史的延續，而且是個成功的英雄。對於許多車臣女人來說，巴薩耶夫更是偶像，甚至許多為俄方工作的女人，也喜歡巴薩耶夫的強力男人形象。

我們在車臣採訪時，聽到俄軍官兵說過：當地警察在白天與俄軍合作維護治安，夜間卻可能向俄軍開槍。記者列奇卡洛夫也從當地官員那裡得到證實：車臣的軍警中有三成是叛軍的支持者。在這樣的日月下，有誰會為了賞金而舉報巴薩耶夫？難怪人們又說，不要等舉報者回到家，他的命就丟在路上了。

是甚麼使車臣人如此不屈不撓？從戈爾巴喬夫、卡德羅夫到特羅舍夫，乃至許多研究車臣問題的政治學者，在談到車臣問題時，都使用了這樣一個單詞：Менталитет ── 心理特質。

特羅舍夫將軍在《車臣舊病復發》中寫道：

車臣人永遠具有一種特殊的反叛精神。這並不受任何環境影響，也不管他們在何人統治下，不論是沙皇時代還是布爾什維克。車臣人總是成為北高加索山民反抗大國的發起者。在我看來，這是以某些心理特點、精神文化和社會組織方式相關的。

獨特的自然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造就了高加索山地民族獨特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在衝突的情況下，山地民族更傾向于用武力的手段解決衝突：認為這樣的解決方式更可靠、有效。這種特點體現在現實生活中，就是當地所有的共和國都建立了一些軍事組織或者准軍事組織，例如車臣建立的「曼素爾」、以及曾經在阿布哈茲作戰的「高加索民族同盟」等等。社會生活的軍事化或者准軍事化，這也是北高加索山地民族的一種特色，而車臣在這方面走得更遠（到一九九二年九月的時候，車臣的軍隊已經達到一萬人）。

國家杜馬議員謝爾蓋．科瓦列夫去年七月份公開批評克里姆林宮的車臣政策時，呼籲俄羅斯人要善待溫和的車臣人，以免車臣問題演變發展為巴勒斯坦版本而引發全民起義。這位七十四歲的老者作為歷史的見證人，呼籲俄羅斯人必須明白北高加索山民的心理。多讀托爾斯泰、萊蒙托夫和葉爾莫洛夫將軍（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派駐高加索的軍團司令）的日記，要認識車臣習慣於血腥復仇的習性：「他們的行為與我們文化不一樣」。

本文篇首引用了一段十九世紀初期俄國浪漫主義詩人茹科夫斯基的詩句，數百年來的車臣人，依然是那樣神秘狡詰？

車臣出路究竟在何方？

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生活在格羅茲尼的居民，不論是車臣人、俄羅斯人、亞美尼亞人還是猶太人，都記得各族人民友好相處的情景。當時在格羅茲尼的一座廣場上，有一座「三勇士紀念碑」，那是一組雕塑群像：十月革命時期和國內戰爭時期的三名勇士尼古拉．吉卡洛（俄羅斯人）、阿斯蘭貝克．謝里波夫（車臣人）和加普爾．阿赫里耶夫（印古什人）間並肩挺立於紀念碑基座上。

九十年代的戰爭毀壞了那座紀念碑，但並沒有毀掉那段和睦時期的記憶。從某種意義上看，世界各國的歷史學家和國際問題觀察家都說得不錯。從葉爾莫洛夫到貝利亞（一九四三年奉斯大林旨意強行把車臣印古什居民流放到哈薩克斯坦的執行者），他們給高加索人民帶來了苦難和仇恨。但在另一方面，從沙皇到蘇聯到新俄羅斯的領袖們，大俄羅斯也一直在努力化解高加索山民的仇恨，莫斯科為此投入了大量金錢，以其穩定南部邊境的局面。

再換言之，人類生存法則是無情的，民族生存法則又何嘗能夠例外？無論是從俄羅斯與其他大國爭奪高加索主權的歷史，還是從更宏觀的人類發展史上看，今天的世界地緣政治版圖，不是強國爭霸兼併的結果嗎？一個弱小的民族和地區，能夠脫離大國的卵翼而獨立生存嗎？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當車臣人要求獨立的呼聲和運動在次出現高潮時，一位普通的車臣鄉村教師，在《車臣之聲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表達了一位現實的車臣知識份子的現實觀點，作者對那些尋求的獨立的同胞說：「請不要忘記，在我們腳下是土地，在我們頭頂是天空，而在我們周圍，是俄羅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