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政提出文学死了，代之以互动文本时代的到来。文章受到关注,在博客系统的技术支持下，文章的评论栏记录了读者参与的印迹，实践了“文本互动”操作。但是，这篇文章的作为宣言的不可重写性，仍然违反了“互动文本”不具有固定实体形态而作为一种过程的文本特征。按照文本学（主要依据符号学或结构主义）理论，匡政的这篇宣言是“自足性文本”。这种缺乏续写可能的文本是不可以互动的，因此，这篇文章在博客上“发展”成为一段时间内、对于一个观念的补偿性镜像，只不过是博客时代拓展了“文本互动”的外延。换言之，原初文本不含有“补偿性欲望”，因此发生的互动性写作并不具有建设性意义。反对或赞同，对于原文作者的意图均不构成重估。不含有补偿性欲望的文本即“自足文本”。在“互动文本时代”没有取代“文学时代”之前的“文学”，均可视为“自足文本”。

那么“文学死了，互动文本时代来了”这句话中，其“互动文本”，所指的就是含有补偿性欲望的文本，这种文本具有自足缺失的特征。自足的缺失，因自足本身的自满足性必将使其获得补偿以维持自足。这是“互动”发生在文本中的自然属性依据。创造这样一个不具有自满足性的文本，最典型的例证当属各类电脑游戏。而匡政所称的文本互动显然高于这种单方面的满足，而试图实现读者与作者的双向交流，达到丰富文本和体验文本的目的。这个过程或可理解为集体创作代替个体创作。

根据自足性原则，缺失自足的文本在获得补偿后成为自足文本，集体参与同个体创作之间，如果忽略最终文本产生前的创作过程，对于文本而言，“自足文本”仍然是创作的归宿。它同传统文学创作方式达到的仍为同一彼岸。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无法推导“文学死了”的结论。

但若强调阅读同时为再创作，则属于阅读范畴。将阅读和写作合并，以前有过很多文本已经成功实践：阿里奥斯托利用《热恋的奥兰多》创作的《疯狂的奥兰多》，一辈子不停止写作；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在文本概念延伸上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博尔赫斯的“书评方式”……他们的实验，对于经典写作模式的丰富，均以差异性实现。而这种广阔、多元的现象被现代文化理论以“本文性”考量其积极意义。但这种现象并不遮蔽辽阔的文学景象，就像任何文本都可看作森林中的一片树叶一样，一部实验之作也仅仅相当于流动影像中的一片马赛克。

在“本文性”理论中常常提到的人物是罗兰·巴特和克里斯蒂娃，他们认为文本既非封闭自足，又非文本制作者所能独享。文本在生产和消费中，读者的介入使文本不断获得新的含义。在我看来，这种理论只对方法有效，不改变主体对作品的传统认识，就写作与阅读而言，仅仅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这仍然可视为静态的“互文性”实验，而匡政则希望发明出动态的文本。互联网的出现，即时交流成为现实，促进了他的这一设想。

网络时代的阅读放大了读者缺乏耐心的现实，同时放大了人人都需要表达并积极表达的现象。因此，在对读者的观察中，发现文学的衰落，结合文学精神的萎缩现状，断言“文学死了，互动文本时代来了”。

那么，这个以“读者死了”为依据的判断是否可靠？

如果将“文学死了”看作“文本时代到来”的前提，不仅违背了匡政的意思，更不能找到两者间的必然联系。何况“文学死了”，并不容易证明。即使它死了，还会有其他问题，比如，文学死了，是否还有亡灵？文学有没有后人？把一个叫“互动文本”的东西，视为文学的替代物，那么，文学的后代或替代物跟文学有什么关系等等，都必须厘清。反之，我们不将“文学死了”视为“互动文本时代到来”的条件，而将它看作“互动文本时代到来”的结果；“互动文本”代替“文学”在接受理论中，也无法获得支持。文学体验作为接受者对精神的深度追求，并不能在轻阅读和互相创造的短暂交流中获得同样品质的效果。

现时代的现实与精神的堕落状况，并不说明人类将由此进入堕落状态，即使福柯认为“人死了”，由于“自因”问题存在，他也无法回答“人”是否仍然存在“复活”的可能。所以，即使文学死了，它是否还会因为人类的眷恋而复生，仍然需要对文学和人类进行共时性研究。

如果像尼采的“上帝死了”，只代表对精神状态的描述，“文学死了”这句话还有建构内在逻辑的可能；如果将其视为物质性的绝对否定，则一定要拿出文学体系的崩溃以及文学作品死亡甚至作者彻底消失的实证。在我看来，匡政的“文学死亡”论及“互动文本时代”到来的宣言，只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否准确，他不准备负责，也很难对此负起责任。细读这则预言中许多为“文学死亡”敲丧钟的言论，也只是一些临时性说法；在对“文本”与“互动”两个不同概念的理解和组合过程中，匡政实质上只完成了从一个预设前提推向一个预设结论这个隐喻性任务。那么，这个隐喻是什么？

既然“互动文本”是一种自足缺失的文本，而互动的集体创作行为，仅仅作为一种创作方式存在，在此意义上否定自足文本状况来否定“文学时代”，可以理解为以下两重意思：一、匡政强调互动式创作的互相启发的集体创造，高于个体创作；二、他认为被动接受或孤独阅读和写作不再适应新时代的人类，取消自足文本存在的意义，认为即时性交流更符合现时性状况。这样，将导致“焚书坑儒”，导致个体的消失，导致一个真正的群氓时代的到来。如果匡政只是向往更高的文学理想，而不顾一切地以惊慌的方式表达他的焦虑，倒符合他有关“互动文本”的理念，因此，修正他的带有缺陷的“文本”，找到“文本”隐含的真实意思，是对其文本进行文本分析的要旨。这篇宣言文章的内部冲突，在于对“文本”狭义相对论体系的一次申说而形成对“文本”反复定义的悖论，这个悖论于自证过程中贯穿始终，致使证明无效。同时，在自证链条的裂缝中，那些残片的片断意义，拼贴出言外之意：以文学创作和阅读的形式主义新构想为契机，开创文学沉寂时代的新开端。

那么，“文学死了”，即“作者死了”，与罗兰·巴特不同的是，匡政将非自足性文本的补偿行为，强调在动态范围中；另外，或受到孔子、苏格拉底的影响，以述而不作的言说意旨，经过隐秘的概念转换，将言说状态引向前印刷时代，在此角度上，此宣言又是对传播的反思。

以上分析均受个人认识局限限制，或仅仅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批评向度。假如匡政果真坚定地认为“文学死了”，同时会产生一个取而代之的“互动的文本时代”，他接下来的工作，首先必须言明新旧交替发生时的全部状况，描述它，从此揭示真相。

任何话题都可能导向本质探索，但愿这不是一次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