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上海交通大学通报了“汉芯”系列芯片涉嫌造假的调查结论与处理意见。因在负责研制“汉芯”系列芯片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造假和欺骗行为，陈进被上海交大撤消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与此同时，科技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决定终止陈进负责的科研项目的执行，追缴相关经费；教育部也决定撤销陈进“长江学者”称号，取消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资格，追缴相应拨款。

自去年12月上海交大接到一匿名者对微电子学院院长、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进等人涉嫌造假的举报，到1月28日科技部、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成立专家调查组并开始深入全面调查，再到现在宣布事件调查结论及相关处理意见，其间差不多有5个月的时间。5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之所以说“不长”，是因为在我们可以意料到该事件可能构成的对我国高科技管理体制“诚信度”的巨大挑战的前提下，有关部门习惯性的反映能力和公众习惯性的期待心理之间尚未形成过于紧张的对抗（有人说该事件考验着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科技良心）局面；而之所以说“不短”，是因为在有性质和时间上相近的韩国对黄禹锡事件的铁面无私和高效率的彻查作对比的情况下（从2005年11月13日黄禹锡事件开始，到2005年12月23日首尔大学公布调查结果，黄禹锡向国民道歉，前后不过40天），公众对涉及“汉芯”事件的当事各方的相当长时间的沉默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信任危机，而可能的危险的是，如果对此认识不足、继续回应缓慢，调查报告的结论将失去可信度。

好在事件总算水落石出，而调查结论并未失去其应有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众所周知，芯片业历来是“国之重器”，政府的投资、支持是产业发展的关键。事件主角陈进依托的是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百年大学，也就是说，为“汉芯”在技术上撑腰的是一批“国字号权威”。这本身是个“产、官、学”紧密结合的项目，这种项目出了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组织调查的难度不止于技术问题，更需要智慧和决心。但有一点现在是可以肯定的，除非高层下决心“动一批人”，否则，调查结论还得等一段时间才能出来。

“汉芯”造假案的最终处理应该说还算“明快”。然而，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就不那么“明快”了，因为我们的高科技管理体制需要沉重的反思和调整，这是真真正正的“中国芯”及“中国心”的问题。

专家分析指出，在当今大力提倡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背景下，国家竞争战略和政府投入必须准确定位，科学研究领域必须有独立的和专业的精神，与市场经济相关的体制必须成熟完善。只有这三方力量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汉芯”事件的发生，并没有否定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重要环节的政府投入的合理性，它只是以极端的形式再次表明，资源投入分配的体制和规则需要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已经显得极为迫切。

在以行政手段为主构建的项目审批制度下，巨额的科研经费始终由各级政府部门进行分配。与此同时，一方面，自主创新成果作为政府政绩的新兴指标，相关专家鉴定组织和机构受到各方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科研领域自身也存在行政化等痼疾。因此，围绕国家的科技资源投入，相关利益主体的种种行为就会变得不那么正常，不那么光明磊落，有时甚至会变得十分恶劣。

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要国家理性和市场理性的支撑，而理性的自我认知态度，也正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只有在科学精神和市场法则的双重指引下，自主创新才不会沦为民族主义情绪的奴隶，更避免成为各级政府急欲表明政绩的工具。因此，政府对自主创新重大项目的监管和投入，需要尊重专业而独立的评判，保证公平的资源竞争和分配过程；同时，提供相关制度和政策支持，加快发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自主创新最重要主体的作用，也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同时，为了避免“汉芯”事件的再次发生，必须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预防机制和惩罚机制。从预防机制来看，要通过从项目的审批、科研经费的监管、评价机制的改变来约束研究人员，如一些人大代表提出通过完善档案管理制度来掌控学术研究的进程，一些学者提出改变现有的评价机制以提供研究人员更宽松的研究环境等；而从惩罚机制来看，则是要完善相关的法律，追究一些心存侥幸的学术造假者的刑事责任，提高造假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