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窗前书桌上那束鲜花，我忽然想起了去年秋末那个送花的男人。那束淡淡的黄的雏菊，夹杂着素白的满天星的鲜花，是他在怎样复杂、怎样匆忙、怎样慌乱的心情下送来的呢？我至今不明白他送花的动机。

11月的长春已有寒意，我从西藏拍完片到这又连续拍了二十多天   一部清朝戏，《皇亲国戚》，导演宋江波看我累得可怜，于是在那天晚上先拍完了我的戏，回到驻地差不多十点多了。

宿舍在二楼，房间不大，放着两张床，一张睡觉，一张床靠着窗户放行李。洗完澡，打了会电脑。我刚拧开电视，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于是和朋友海阔天空地聊起来。聊了半个小时，窗外咯咯嘎嘎地好像在修什么，我觉得吵，撩起窗帘向外看了看，外面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我走进卫生间和电话那头的朋友告别。这时我看见眼前有一个黑影，抬头一看，有一个男人赫然站在眼前！我吓了一跳，影迷这样开玩笑也太过分了。他开口说话了：“你别怕，我不想害你，只是想要点钱花。”他朝门口走去，锁住门，灭了灯。我快速冲向门口，一把抓住门把，他一下用脚抵住门，按住了我的手，“你别想出去，我盯了你好几天了，你也别叫，你是靠脸吃饭的，别让我毁了你。”我离他很近，他的手使劲地按住门把。我判断这个人：他，单眼皮、皮肤比一般人白净、寸头，头发很黑，质感不错，身高约一米七二，年龄大约二十二、三岁。穿一件深蓝色茄克，深色裤子。他的呼吸均匀，嘴里有香烟的味道。我不知他究竟想干什么，我不知道他口袋里是否有凶器，就说：

“你有刀吗？你有刀拿我看看。”我们彼此在心理上开始了较量。

“你别怕，咱俩进屋唠唠。”

“你把灯打开，我怕黑。”

“进屋坐着说，走，走。”

他走在我后面，一只手插在口袋里，窄窄的过道也就一米长，可我却觉得走了几分钟，我忽然觉得小小的屋子，让我隔绝到另一个空间，没有人可以帮我，二楼的宿舍全剧组就住了我一个人，黑夜里，我只能孤军奋战。电视的光使得屋子不算太黑，我刚坐在床沿，他一下子揪住了我的头发，把我按在床上，说：“你的戏马上就要拍完了，就可以回北京了，你不想出什么事吧。我就是缺钱花，拿了钱我就走，不会伤害你。”我一听，全是我的电话内容，他听了有一会儿了。

月光中，我静静地看着他，悄悄地往窗外瞟了一眼，窗外是阳台，我害怕外面有接应的。还好外面没有人影。

“你想认清我吗，没用。我不是这里的，我拿了钱就走。”

“你说就说，揪我头发干什么，你放开我。”

“你跟我演戏呀，别跟我耍花招。”

“屋子里太黑，你开了灯，我再跟你说。”

他返身把灯拧亮了，回过头来又揪住了我的头发。说：

“你他妈的想干什么，赶快把钱拿出来。”他的声音有点急。

“你给我松手，你把我的头发揪疼了，你放手。”

他看我动静大了，赶忙去拉窗玻璃，这时我才明白他是撬窗户爬进来的。他关了窗户还觉得不安全，又把灯、电视关了。他一手堵住我的嘴，一手掐住我的喉咙，说：

“小声点，你想让别人听见是不是。”

“你别坐在我床上，你坐在凳子上跟我说。”

我被他掐得喘不过气来，气管也被弄得直咳嗽，我用力地摆脱他。

“不就是想要点钱吗，你把灯打开，我给你拿。”

他打开电视机，把声音拧大了。

黑呼呼的屋子，像是有魔鬼笼罩着，电视机里发出闪烁的光，放的很大的音量，让人觉得没有空间可以呼吸。无数的影子和无数的声音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奔跑着、交织着、撞击着，远离了窗外的人间烟火和温情。时明时暗的光影在那个陌生人的脸上动荡着，他的脸上乍现出一种凶恶和不耐烦。

我翻着手提包和行李箱，他站在我的身后。我觉得墨般黑的阴影控制着我。我拿出用信封装着的两千元递给他，他接过一看，脸色一变，露出难以置信的失望，说：

“就两千块，你蒙谁呀。”他一把夺过钱揣在了兜里。

“真的，就这么多，不信，你4开灯自己找。”

可他真的不信。我急了，说：

“你要钱，我给了，还要怎么样。你别以为我怕你，你别以为我不敢喊。”

我的声音开始拔高，我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我们开始撕扯起来，我心里也做好了准备。没事我不惹事，但遇事我也不怕事。他似乎看出我的镇定，撕扯也越来越重。较量的过程，其实很大程度是在一种相互观察的过程中度过的，他比动起手来要紧张得多。他确实不相信我只有两千元，他确实不甘心只拿两千元，他想只要再威胁威胁，一定还会多一些，可他真的高估了我的钱包。他使劲掐住了我的脖子，我的呼吸时断时续，情急之下，我一口咬住了他的大拇指。死死咬住不放，我想这样他只有一只手来对付我了。他一定很疼，说：

“你看我怎么整死你。”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去。”我咬着他的手指居然还能说话。

黑暗中，他摸到我桌上喝水的瓷水杯，朝我头部砸来，我咬着他的手指不松口。一下、两下，我疼了一下，感到凉凉的液体流了下来，我松了口，他反身撤了，我大叫救命，他踢碎了玻璃消失在夜色中，我冲出了房间。

楼道里有两个高大的身影怕事似地退回了房间，我往楼梯处走着，这时候我最想见到人，我大叫“服务员，救命！”我的脸湿湿的，头发披散着，我擦了一下，满手是血，血顺着脸颊流到脖子上，流到手背上，我想我的样子一定很恐怖，我用手捂着脑袋，走在空荡荡的长廊里。

这时侯，我们组的摄像助理雪儿和小徐出现了，我象见到救命稻草一样抱住了他们。他俩报了警，他俩把我送进医院。

接下来就是在医院缝针，然后刑侦部门的来调查情况，制片主任牛刚安排我搬到了一楼休息。清晨一点多才录完口供。迷迷糊糊地睡到了九点多，长影厂的厂长赵国光，副厂长韩志君，导演宋江波、《电影世界》的刘锟、长影时空的领导和图日跟等朋友也来了，他们送来了水果和鲜花。这时候，他们发现有一束雏菊夹杂着满天星的花不知是谁送的，显得很蹊跷，仔细一翻，里面有张卡片，上面写着英文的“小丑”。后来经过刑侦部门的核实，买花的正是我描述的那个歹人。那个歹人在深夜十二点踢碎了玻璃从二楼跳离现场，惊恐万状地回到了家，也许他根本就不敢回自己的家，他的手指被咬破了，也许还流了血，他惶惶不安地度过了一个煎熬的夜晚。或许，他有些后悔了；或许，他自己害怕了；或许，他想恐吓一把；或许，他很高超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