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震后临时小学,678个学生中,22.1%的学生有PTSD临床症状,接受调查的30名老师,一半有PTSD,存在抑郁倾向的高达一半……

 

　　疗伤,仍是震后半年灾区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这种民间自发的“疗伤”,还是来自外界力量的干预,目标所指都是那些潜伏在平静之下的“心伤”。

 

　　43岁的电工廖述勇优雅地跳起羌族锅庄舞。他的身后,是一群来自北川的羌族妇女。

 

　　12月21日,冬至。安昌县的漩坪乡板房安置点。一场冷空气的到来,让这个冬至日名副其实。寒冷的天气没有丝毫减弱这群北川妇女跳舞的激情。

 

　　“(她们)长期处于悲伤状态,总要找种方式释放出来。”站在空旷的广场,廖述勇笑着说。这个退伍军人出身的电工,在每个周末,“放放音乐”,义务当起了舞蹈老师,他的学生是从北川“撤”下来的羌族妇女。

 

　　春节期间,灾区心理疾病将多发

 

　　“每逢佳节倍思亲。”一个月之后,将是传统佳节春节。灾区群众的心理堤坝也面临一次大考。

 

　　“每逢重大节日尤其是春节期间,将是灾区心理疾病的多发期。”身为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危急干预中心心理治疗师的付春胜,地震之后,多了另一重身份。目前, 他是该所心理援助绵阳工作站的副站长。他介绍说,地震后6个月到1年,为PTSD高发期,将维持5年之内,并且会不断诱发。

 

　　“PTSD”,专业名词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陌生的心理学名词,已被一些灾区群众所知。专家告诉记者,这是一种由重大灾难引发的焦虑障碍,其特征是通过痛苦的回忆、梦境、幻觉或者闪现,持续地重新体验到创伤性事件发生时的各种情感。

 

　　付春胜分析说,春节期间,很多丧亲家庭会选择投亲访友,异地过年,而部分老弱病残、没有能力、没有亲戚的灾民无依无靠,恰恰是心理疾病的高发人群,容易出现PTSD。

 

　　“没有价值感,没有成就感,就没有安全感,加之没有社会支持系统,就会导致无助。”他说,另一方面,所有的志愿者、军队都可能撤离灾区,加之政府系统休息放假,整个社会支持系统将面临着瘫痪的局面。

 

　　据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心理援助绵阳工作站站长史占彪博士介绍,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9月份在北川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受调查的1600名灾区群众中,存在PTSD倾向人群占到14%,抑郁倾向达到10%。

 

　　另据华西临床医学院对受灾程度不同的县市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保守估计四川全省仍有超过5%的人群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意味着超过40万人长期伴有不同程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数字同时意味着这些患者会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对灾难充满恐惧,严重者会出现肠胃系统或心血管系统疾病,甚至失去工作能力。

 

　　事实上,震后半年是一个心理疾病暴发的重要节点。“很多人最初因为忙于自救和脱离困境,心理问题无法彻底暴露,但随着时间推移,紧张情绪逐渐释放,大量心理问题会在这一阶段暴露。”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张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孩子病了,何谈重建?

 

　　“北川真正的未来是这些孩子,如果这些孩子都病了,何谈北川重建?”一位灾区职业学校的校长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地震事件”的精神创伤,将是这批遭遇地震的儿童及青少年人生成长中的“关键转折点”。

 

　　付春胜说,儿童及青少年人格基本还没有完善,承受重大事件的创伤相对严重,临床症状也会比较严重。

 

　　“他们很难以语言表达出来,常常用躯体来表现。”付春胜在做心理干预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丧失亲人的孩子震后“容易发怒,变得敏感,攻击性很强,甚至很多孩子变得健忘”。

 

　　总装备部绵阳八一帐篷学校副校长史少先,地震前是刘汉希望小学的老师。现在在他的体育课上,即使是吹口哨,也变得小心翼翼。“紧急集合、转移这样的口号很少使用,火灾演练都不敢搞。”亲历了地震的史少先,深知学生们的敏感与脆弱。他现在所在的总装备部八一帐篷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一方面,集体生活让孩子们感到有一种依靠,另一方面让孩子们没有时间去想,没有精力去想,然后分散注意力。

 

　　脆弱和敏感往往不容易察觉。一位心理干预志愿者曾长期住在一所灾后重建学校,晚上就住在学生宿舍的旁边。晚间,他经常能听到深夜孩子们的哭声。而在白天,孩子们脸上的阳光遮蔽住他们的心理阴影。这留给他极大的触动。

 

　　“这些孩子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和辅导,他们的社会功能将会受损。人际关系处不好,安全感降低,没有办法融入社会生活。”针对北川一所小学的问卷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678个学生中,有527个学生丧失了亲人,目睹死亡的人数为297人,接触过尸体的人数达到341人,问卷粗略估计出现PTSD临床症状的有150个学生,意味着22.1%的学生有PTSD症状。

 

　　史少先所在的绵阳八一帐篷学校,目前正积极和中科院以及中山大学心理学机构共建“儿童及青少年心理援助”平台,试图通过长期的心理救援,帮助学生们走出灾难的阴影。

 

　　在震区绵阳八一帐篷学校,中山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主任李桦高兴地看到,这所以军事化管理为特色的少年军校,已经给孩子们建立了一套规范的、严格的作息制度。“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井然有序的生活秩序,对震后学生的心灵重建将有积极意义。”李桦说。

 

　　被忽视的教师群体

 

　　遭受到心灵创伤的不仅仅是孩子们。上述中科院调查数据还显示,这所被选中的样本学校接受调查的30名教师中,近一半的老师有PTSD,存在抑郁倾向的高达一半。

 

　　对此,付春胜的解释是,这所学校的老师90%在地震中丧失亲人或间接丧亲。承受着巨大心理负担的老师,仍然要面对非常大的工作压力。更严重的是,“(部分)老师失去了孩子还要面对孩子,而又没有人进行专业的心理干预。”

 

　　“社会对孩子的关注很多,但对老师的关注相当少。”付春胜说。

 

　　史少先时常感到束手无策,“教师的思想工作很难做”,他说。他曾经代表学校向地震中丧亲的老师慰问,很多老师“连钱都懒得拿了”,有的觉得“活着都没多大意义了,要钱有什么用”。

 

　　本报记者接触的一些老师中,很多人抱怨自己“连孩子的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时常自责。问题更严重的是那些接近40到50岁上了年纪的老师。

 

　　“有时候,我想还不如不让他上学呢……”说这话的时候,女老师杨洋(化名)已经红了眼圈。她的孩子死于北川中学。现在,杨老师独自一人的时候,时常会想起活蹦乱跳的女儿。

 

　　相比于精神上的折磨,更实际的困难是灾后老师们的住房问题。34岁的王斌(化名),地震前刚刚在北川县城买了一套将近20万元的新房———除去个人仅有的几万元积蓄,剩余部分全来自银行以及亲戚朋友。为婚期准备的新房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

 

　　“根本不敢想,也不敢摆,一想起就很难过。”王斌老师粗略地算了一帐,按照他目前每月1200元的工资,就是不吃不喝,还清贷款也要10多年。

 

　　住房问题几乎是震后重灾区老师要面临的最为现实的问题。“身心疲惫,压力再大,还要工作。”这几乎是灾后老师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教师群体的心理问题,也成为亟待重视的问题。他们成为一个受到忽视的群体。

 

　　“老师也是灾民,又是志愿者,现在又参与重建。”中山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主任李桦认为,“三重身份的叠加,加之老师自身不确定的问题,让老师的问题愈发凸显,急需干预。”

 

　　记者了解到,教师流失也成为灾后学校重建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不少老师选择跳槽去当公务员、经商、打工。

 

　　相比灾后的物质重建,心灵重建之路漫长而艰难。

 

　　■中大搭建基地助“心灵重建”

　　“深呼吸,集中注意力,心情慢慢平静,干枯的菩提树开始枝繁叶茂……”这是出现在总装备部绵阳八一帐篷学校心理辅导课上有意思的一幕。借助这套高科技的软件,电脑屏幕像一面镜子,真实地显示人的心情起伏。

 

　　昨日,四川省军区、四川省科技厅与中山大学“儿童及青少年心理援助基地”在地震后第一所复课的绵阳八一帐篷学校正式启动。

 

　　据了解,此种由军、地、校三地共建的“心理救灾”模式,在震后的四川尚属首次。中山大学亦成为全国首所进入四川地区开展长期心理救援的高校。

 

　　据介绍,“基地”将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震后儿童以及青少年群体,持续致力于震区儿童少年心灵的健康成长。

 

　　由中山大学发起的“集合了国内外有关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心理援助最新成果和有关资源”的“5·12心理援助行动”,还将为受灾群众提供及时的心理援助,以及对救援人员进行基本心理危机干预技巧培训。 

 

本文转自三九健康网心理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