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观察，我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由于分区划片、户籍制等原因，国内教育存在着“一校终身制”的现象。学生上了一个学校，被分配到某个班级后，基本上就会在这个班一直上到毕业。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会转班、转校。而且国内的中小学校在教学中往往实行大循环，即：一个班主任配几个主科教师，把一班学生从一年级一直送到毕业，然后回头再带一年级，如此周而复始。

　　这种从一而终的做法，固然有保持教育连续性的好处，但数年如一，天天老面孔，容易形成思维惰性，影响学生的创新意识和交际能力，也使学生正在逐渐成型的思维、个性、知识、视野受到单一教学模式的局限。遇到一个好老师则好，遇到不合适的老师就会被耽误，不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同时，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往往会根据考试成绩划分重点班与普通班，把最好的师资力量集中在重点班，学生往往可能因为过去成绩不好或者一次考试发挥不好就被分配到普通班，进而被学校“歧视”性地忽略造成“差生更差”。

　　而国外现在的许多学校并不是这样。很多学校每年都会对各班学生和老师在全校范围内进行重新组合，使得班上年年都有新面孔；有的学校甚至还与其他国家的学校结成教育联盟，定期组织学生进行交流学习，以丰富教学内容。“人挪活，树挪死。”这个道理其实有时也适用于孩子的教育。历史上，许多伟人都曾经因为转学从而获得了一生中最大的转机。

　　韩国著名三星财团的创立者李秉哲，这个经济界奇才少年时代曾因为拿不到任何毕业证而闻名一方。李秉哲出生在一个交通不便、贫瘠落后而且几乎与世隔绝的地区，那里没有正规的学校，村里的孩子都在他祖父办的“文山书亭”读书。由于李秉哲的祖父教的都是传统封建道德伦理和古典人文知识，加上教学方法陈旧，丝毫不能激起李秉哲的兴趣，他经常逃课，成绩很不好。

　　小学快毕业时，李秉哲听说城里的新式学校很好玩，不仅教读书、识字，还讲故事、讲历史，还有许多课外活动。于是他请求父亲把他送进了晋州智水学校。新式学校以自然科学为主要教学内容，采用启发式讲课方式，学习过程讲究循序渐进，课外活动丰富多彩，这些都是乡村学校没有的。在全新的环境中，李秉哲很快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一个顽童变成了一个喜欢学习的学生。后来，李秉哲又转到汉城去读书。当时汉城已经被日本占领，成了殖民地，残酷的社会现实，再加之老师的影响，李秉哲开始不满足于只了解本国的情况，不顾父亲的反对，自筹经费去了日本，利用半年时间克服了语言障碍，最终进入早稻田大学政经科学习。正是经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转学契机，李秉哲从一个乡村劣童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无独有偶，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有类似的经历。爱因斯坦曾在慕尼黑路易波尔德中学上了6年，那里完全像一座“兵营”，其压抑个性的教学使他难以接受，结果，尚未毕业，他就逃离了学校。

　　几经周折，爱因斯坦转学到瑞士阿劳州立中学，这所学校民主自由的校风让年轻的爱因斯坦获得了新生。在阿劳度过的这段时间使爱因斯坦明白，在一所不受陈规陋习束缚的、由进步的人士领导的学校里，教学会成为有趣的、吸引人的职业，很容易同科学活动相结合。

　　对孩子教育来讲，从一而终或许有种种好处，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就地转学或异地游学也是必要的。有时候，转学往往给孩子带来全新的身心感受，甚至重大人生机遇。还是那句话，没有尝试过，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选择；只有经历了，才能得出最终的结果。基于以上想法，我鼓励自己在孩子的教育上，要敢于就地转学或异地游学，并将这一计划付诸实践。

　　我小的时候，从小学到中学，可能就接触十几二十几个老师，而安琪、安东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学校，见识过不同国别、不同背景的老师，加起来可能有上百个，更不用说他们接触各种不同背景的学生了。我坚信这种多元化的学习会让他们终身受用。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家长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挑选最适合孩子全面发展的学校。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中小学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与教育水平更高的学校进行联合办学，让孩子接受不同校园文化不同教育方式的熏陶，同时也尽可能地让学生在学校体验不同的班级、年级、老师、专业文化，以便更好地将学生培养成复合型人才。对于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长，还可以让孩子进入可与国外学校定期进行交流的学校，或者安排他们在暑假或者寒假进行游学。当然，如果让孩子直接在中小学阶段出国留学，最理想的状态是能有一位家长陪读。在年幼的时候，如果能有大人的专门引导，有意识地让小孩去体验一些不同的校园文化，会在无形中提高他们适应社会、人际交往以及创新的能力，从而使他们终身受益。

——选自《我带安琪安东游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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