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看到新浪博客教育频道在谈论留学经历的专题后，自己不禁有很多感想。经历很多事情后，人会发现最经不起计算的恐怕是时间。掐指一算，自己离开中国赴北美留学距今已经二十年有余。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一百多万学子留学海外，我不过是莘莘学子其中之一，然而，在外留学那几年的经历对我个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成为个人生涯难以遗忘的浓墨重彩带的一笔。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出国前我已经做好了艰辛奋斗的准备，但我在内心坚信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中国人属于中国，中国人也属于世界。对这一点，我在出国前夕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思考，也成为我毅然选择留学的直接动因。

　　如今，留学的日子甚至出国那天的场景依然能在我脑中重现。1984年的7月，北京到加拿大还没有直航飞机，不像今天，加航每天有班机直飞加拿大。我首先搭乘中国民航飞机飞越太平洋到旧金山，再横跨北美大陆到纽约，然后从纽约转机到多伦多，这才来到以风景迷人著称的枫叶之国。

　　初到北美(包括在纽约转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节奏一下子快了许多。一切都是那么高效率地运转着，就连出租车的速度，街上行人的步法也比国内快许多。人们忙忙碌碌都在干自己的事，很少看见游手好闲者。再有就是所谓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这从我一下飞机，开始自己料理自己的一切时就强烈地感受到了。

　　在国内时“组织”是真正的，甚至是唯一的主体。个人不须多费脑筋，凡事都找组织，一切都听从组织安排：从小学习有组织给你规定的学校；大学毕业工作，组织给安排了；就连有的恋爱婚姻也由组织上给你决定；结了婚家庭矛盾，组织都要插手调解。似乎缺了组织，每天就不知干什么了。东方的家族、集体观念深入中国人人心，再加之计划经济时代高度一体化的时代经历，让人们从小就很少有自我的感觉，个性的需求。如果自我意识太强，不仅会被别人视为异类，而且自己也会有寸步难行的孤立感。人人都是公家的人，都是集体中的一颗“螺丝钉”。在这样的环境和传统中长大，对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和把握自己的命运是十分不利的。

　　在国外则完全不同，西方人张扬个性，也尊重“小我”的利益，所以一切都要靠自己。自己选择，自己决定，甚至自我监督。“组织”一下没有了。开始时我不免有一种空荡荡之感：我的大脑意识到了我的自由，但我的身心尚不足以承受这种自由。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一切得从零开始，得从另一个崭新的传统开始；我必须迅速改变自己，否则很难立足于此。出国之前，我已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自然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当一个人在一种单一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生活久了之后，会对周围的很多事习以为常，而不觉得有质疑和探寻的必要。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甚至会认为人生下来就理应是这样的。然而，到了北美，我却会突然发现自己原有的许多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和国外的格格不入。我开始感觉到双方在文化上和观念上的巨大差异；我惊讶：同在一个太阳下面，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却是如此不同！

　　文化冲击体现在很多方面, 九月份开学以后，印象最深之一是我很快发现，北美是一个重口才的社会。在一个重个人表现和重口才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在这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而像我们从亚洲或东方国家来的学生在这方面则往往吃亏，其原因一是因为母语不是英语，另一个是被传统的“言多必失”、“沉默是金”所束缚。孔子曾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给所谓“君子”立下的标准。从小教师、家长也向我们灌这样的准则，那就是一个人应该少说多做，甚至应该当一个埋头拉车、一声不吭的老黄牛，总之说得愈少就愈好。而在西方，尤其在北美情况却大异。北美人从小重视口才，社会也更欣赏并承认那些雄辩滔滔的人，沉默寡言之人则很容易被认为是病人，应该赶快去看心理医生。再看看西方的政界领袖，个个都巧舌如簧。刚去加拿大就发现，我们的许多课的学分都与课堂发言和口头交流直接相关。如今想起来，国内后来流行的美国口才专家和讲演大师卡耐基的许多著作，包括前一阵大家注意到成功与“社交商”的紧密关联，都强调了口才和演讲才能的重要性。而二十多年前，刚出过留学的我为此深感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及其不同的结果。由于当地本土的学生从小就生活在一种无拘无束的环境中，所以他们天生就特别放得开，敢想敢说，只要言之成理，就能得分。我开始上课的时候也比较拘谨，但后来发现若不争着发言，成绩就会受影响，于是只有入乡随俗，逐步修正自己的传统习惯，大胆开口说话，训练自己的演说与表达口才。后来的职业生涯证明，这时的种种训练是我成为国际人道路上关键的一步。

　　还有就是，北美学术界一点也不欣赏那种深藏不露的人，你有什么观点，有什么想法，说出来听一听，哪怕你就是重复张三李四刚说过的话，再加上你的评语或见解，也比一点不说要强。在北美读管理和文科，似乎没有什么对与不对的问题，也不存在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更不存在什么主义不主义。即便是荒诞不经的问题，老师也允许讨论。关键是如何来组织材料，论证观点。教授不轻易区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更多鼓励的是独创，是言之成理，以理服人。

　我记得有一次作业，由于以前在国内学习辩证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因此我就在文章中说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老师看了在这句话旁边批道，凡事可不可以一分为三，一分为四？这种教学方式鼓励学生大胆思索，不迷信任何权威、不迷信条条本本。学生在这种训练下，大脑是解放的，思想是自由的，任何学术上标新立异都受到鼓励。在国内读书，好像经常都觉得沉默是金，学任何东西都必须“认真”而不强调去探索、反思、批评。老师上课照本宣科，学生埋头记笔记，下课便是“消化吸收”。

    我深知，在国外的留学生涯因人而异，有人很快如鱼得水，有人却始终压力重重。这取决一个人各方面的素质和适应能力，也取决于对艰难环境的承受能力。这种艰难往往不全是物质上的，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环境，举目无亲：以前家庭、社会和朋友的联系和支持都显得那么遥远。这是一场比意志、比毅力、比承受能力的较量，与其说要战胜周围的环境不如说首先要战胜自己。

    后来我听说过不少留学生在国外自杀的事件，死因自然并不单一，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不耐无归属感的折磨。这种无归属感若和生活的压力结合在一起，就更可怕了，而后者同样普遍存在。包括一些学有所成的中国留学生或学者，在找不到工作时也只有依附学术机构打杂，甚至去当廉价劳工，于是博士生洗碗的事早已不是新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连进入当地一般社会都谈不上，更不用说主流社会了。

　对种种留学生活的艰辛和压力，即使去之前我做好了相当思想准备。但是仍然有让我倍感孤独和困难难以排解的时候。遇到这种时候我就不断暗示自己：当年那么艰苦的农村插队生活，18岁的我尚且能够承受，那么，今天的我在思想、意志、经验诸方面较之18岁时早已成熟得无可比拟，难道会惧怕“洋插队”的挑战不成?！

  关于已经过去二十余年的留学生活我有太多清晰的记忆，有时自己独处的时候想起来内心充满怀念和难以言传的滋味，酸甜苦辣皆俱。然而，毫无疑问，我的国际化的职业生涯是从留学开始的，这就足以让我对那段时光怀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