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三月到北京采访两会，是我过去近十年，几乎年年的功课。
    今年两会，人们谈得最多的是新农村建设，十一五规划的种种。
    2003年，中国的农业问题被放入一号文件后，解决三农问题被正式摆上了议事日程。那年我采访了文件起草人之一唐仁健局长和农业部部长杜青林，那时的三农问题一切从头，农民负担重，农民在医疗、教育、福利等方面和城镇人相比，根本不是同一基础的公民待遇。
    说来心酸，属于经济相对弱势的农民，我们对他们的福利反而是是最少的。
    几年前，参加农业部一个论坛，认识了一群长期为农业问题投入心力的朋友，当时我向他们许下诺言，“以后，有为农民百姓效力的事，算我一份。”
    朋友们很感动，我们也从此成为好友。
    2006年，农业问题再度被摆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我是如此欢欣，两年，两年，我看到了农民生活开始有的改变，和政策的转向，由减轻负担（免农业税），到享受国民待遇（基础教育免学杂费），再到促进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
    “上届政府，三农问题已被论及，但是镕基总理只能说，先摆摆吧！”朋友说，“当时，我们实在没有能力，那时国企改革，职工下岗，问题严峻，怎么保障经济持续发展都是难题。”
    经过几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终于有了能力。今年中央财政有三千多亿人民币用于建设新农村，力度前所未有，媒体朋友对财政部的提问是：“如何保证这些钱是落到了实处，落在了农民的好处上？”真是个好问题呀！
    “建设新农村，绝对不只是改变村容村貌这么简单！”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一再强调。
    不仅如此，媒体更进一步提问：“千万别让建设农村基建，建成了形象工程或是成为基层政府取消国税，收建设费的口实。”
    “抓落实，抓落实！”这是我访问各个部委，他们也有的担忧和强调的事。
两会前，“看世界”组去了一趟江西赣州，看那里的新农村试点。我们看到了改变，也看到了不足和问题，下一周（3月13日）看世界，新农村运动系列下集，我们就会触及教育、医疗、科技培训、如何加强生产力等问题。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也是从农村出来，现在可能还有亲人留在农村的城镇人，已经这么快就忘了曾哺育过他的农村，而认为农民就该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做出牺牲。”这段话出自于生于上海，从事农业研究和工作二十多年的陈锡文口中。
    我问他，新农村运动如果成功，他最希望看到什么？他说：“希望我们的农民不要再为自己是一个农民而感到苦恼，也不必因为自己是个农民而经常受到委屈。”说者动情，闻者动容。
    我想只要有做，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