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

 

    陕西特大杀人凶犯邱兴华疯狂连杀10人，在逃亡湖北时又致人一死两伤。可见其社会危害性以及其社会危险性、威胁性是足够大的。目前，邱兴华已经被陕西高院核准死刑并执行。

    邱兴华案在当前引起社会甚至法学界一片议论，许多法学界名人纷纷发言，质疑邱兴华案件的审理和执行。这不禁使得我想起十多年前经手的一起凶杀案件：

    在一个人口不足200的小村子，一个30岁的年轻人在一个秋末的傍晚，向同村的乡亲们举起了屠刀。他手握一尺长的尖刀疯狂地冲出家门，逢人就砍就刺，乡亲们四散奔逃。在村里来不及逃出来的人们，闩上院门、顶住屋门，躲在自己家里瑟瑟发抖，整个小村子笼罩在恐怖之中。在连刺5人（2死2重伤1轻伤）后，杀人犯被公安机关击伤后擒获。

    受理案件以后，一种疑惑一直在我的心头萦绕，那就是杀人者的杀人动机、目的和理由。全村乡亲包括他的父母对他的突然疯狂杀人都大惑不解，原因是平日里这是一个十分谦和而且老实的人。作为一个执法者，我时刻警省自己责任重大。要对案件存在的每一个问题予以核实，每一个疑点予以澄清，全部证据材料收集在案。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性准确无误，法律手续完备。必须要保证每一个有罪的人不被放纵、保证每一个无罪的人不被冤枉，同时要最大限度的公平公正，确保每一个公民在法律面前实现“人人平等”。

    面对这样一起案件，职责使然我首先想到为“凶犯”作精神病司法鉴定。在当年那种工作情况下，这只属于正常程序，只需要案件主办人员依法进行，不需要领导的审批。

    鉴定结果一出来，果然是不出所料：抑郁性神经症，无刑事责任能力。很显然，杀人者不负刑事责任。我内心一阵窃喜，因为由于自己忠于职守一个尽管是“滥杀无辜”的恶魔（首先是一个“人”），依法应该享有的合法权利得以维护，一条生命将基于法律的规定从而得以延长（虽然，在我眼前仍然闪现着本案死者的妻、儿痛不欲生的哀嚎，伤者以及家人甚至全村人恐惧的目光）。我甚至觉得自己作了一件很伟大的值得称道的事情，是自己明察秋毫纠正了一起错案。然而，没有想到的是，随着这起案件鉴定结论的出现，却使得我陷于了一种十分尴尬、被动的境地。

    案件结案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在各种层次不同、规模不一的会议上，当时的我的行政首长，屡次不点名的就这起案件的“存在问题”对我进行不点名的严厉的批评。首先点到的就是不该去作精神病司法鉴定。我知道我是对的，作为一个执法者我是在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职责，我问心无愧，而且当时心里是真的感到自己很伟大。不过，面对领导的批评我没有反驳，也没有找领导交流思想、交换意见，我知道一切都是徒劳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甚至在心里怀疑他人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水平不高，甚至产生过“领导水平也不过如此”这样大不敬而且很不严肃（现在想来实属"轻狂"）的想法。当然，说归说，案件还得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下去。既然已经鉴定为不负刑事责任，那就必须立即释放。

    有谁能够想像得到，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叫我更加始料不及，搞得我更加狼狈不堪。由于“凶犯”还具有暴力倾向，因此当通知其家人“接人”的时候，其父母基于各种考虑拒绝接人出监，全村的乡亲也是群情激昂、意见空前的一致，坚决不能让“疯子”回村子，否则全村人就都没命了。无奈之下，办案单位又多方请示、联系、协调政府有关机关和部门，试图找到一条最佳的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但终究没有找到。加之当下国家公益、福利事业还不尽如人意，相应的基础还比较薄弱，相关的机构（比如疯人院、精神病人疗养院等）缺失，使得“放人”成为难题。更加为难的是，因为这一纸鉴定，倘若“凶犯”不能立即释放，势必造成非法关押，这是十分严重的违法行为。

    关不得，放不得，作为造成这一后果的直接责任人，我开始扪心自问。开始怀疑到自己的执法行为是否确实存在问题？开始反思自己的执法理念是否正确无误？开始质疑自己的“严格”执法是否值得商榷？

    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执法者的基本追求是什么？都应当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宁，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和一切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了维护稳定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这，应该是判断执法活动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到最后，这名杀人“疯子”在办案机关“无奈”非法关押七年（期间曾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反应，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后，病死在监所内。直到最后他的父母家人都拒绝认领尸体、处理后事。没办法只好一切“善后”工作继续由办案机关代为办理（还好其家人没有任何异议）。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邱兴华杀人案件。我认为陕西高院依据法律、依照权限，对邱兴华案件进行死刑复核和执行死刑，及时、有效地打击了涂炭生灵、草菅人命的严重暴力犯罪，维护了社会正常秩序，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彰显了法律的正义与尊严。这是完全正确、无可挑剔的。至于法学界对于该案件的争议，我相信也都是为了我国法律的公正和法制建设的文明、进步而进行的呼吁和呐喊，我相信其初衷都是善意、纯洁、光明磊落而且不容怀疑的。只是我所经手的这起“精神病人凶杀”案件，于我肯定是一次没齿难忘的教训，我想于法学界的争论是否也应该有一点借鉴意义呢？

 公安一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