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被人问及“你的定位是什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任何有关自身定位的问题。即便陈鲁豫在《鲁豫有约》节目中让我自我介绍我的职业的时候，我也只能这样含混回答：“一个将有限的能力投入到无限的尝试中的人。”

事实上我的回答听似含混实则精准——若干年来一直在尝试做着不同的媒体，虽都谈不上什么成功，却当谓有所收获。93年开始做电台、96年开始做电视、98年开始涉足网络、99年开始做报纸……大都与足球有关；直到2006年德国世界杯结束之后，决定不再在足球这一棵树上吊着。

当时粗粗的想法只是：在40岁之前争取完成转型；至于转什么型、转到哪里，压根儿也没个清晰的目标。

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做电视，俗话说就是混个脸熟，先后主持过访谈类的《我的大学》、民生类的《城市》、财经类的《首都经济报道》以及娱乐类的《奥运群英会》等等，同时作为嘉宾也参加过许多各种各类、不同内容、不同形态的节目。说实话，有点“兜里揣副牌，逮谁跟谁来”的劲头。

从来不高估自己（即便有些世界上90%的人都拥有的自恋情结），自认为做不成特别出色的主持人，但肯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嘉宾，毕竟相对了解电视，谙知一个节目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什么情节以及一个主持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什么帮助——如果是一个真心想把节目做好的主持人，我想至少在他（她）的内心期望有我这样的一个辅助角色萦绕身边。

没有任何后台，更不善于经营，很被动，呆在家里等着别人找上门来，如果不是这样的性格与个性，我以为我早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

还做足球那会，北京就俩电视台，两个台各自有无数个频道，而我可以上任何频道的节目惟独两个体育频道除外。这听起来像个笑话，实际上也是个笑话。

从不抱怨，甚至把这样的结局当作全是我的错，但知错不改。觉得没必要，何况改了也不见得如何。呵呵。

曾经以为做足球做出的一些成绩是生存的最大资本，直到在谋求转型的过程中才发现那却是最大的障碍——身上足球的痕迹太重了，走哪都带着一股皮囊的味道。

不过还是有一些非足球、非体育的节目找上门来，其实1993年最开始涉足媒体在电台做业余主持人的时候主持的节目就不是足球，而是音乐、情感、娱乐；那个时候还不兴理财，否则保不齐我也会做做财经节目。

“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在我将主要精力投放到电视上之后，就不断有业内友人问我。除了语塞之外，我无言以对。

想来也是，既然做电视节目主持人，总该有个定位，至少不该周一做财经、周二做娱乐、周三做情感、周四做体育、周五又做财经、周末又去说球……听着都乱。

但这就是现实，生计是另外一个问题，乐在其中是动力，我觉得做不同的节目都很开心，都很乐于，没有任何硬撑之感。

2008年接了一档新节目的主持——北京生活频道（BTV-7）的名牌栏目《生活广角》，据说节目公司不相识的老板某天在电视上看到我主持《首都经济报道》一眼相中了我并随后让相关人士找到我，而当节目具体负责人坐下来和我交谈的时候，他们的目光是真诚的，但他们的内心是怀疑的。

我直截了当，“你们的怀疑我非常理解，如果节目是一个孩子，你们就是孩子的亲妈，而势必担心我能否成为孩子一个合格的后爸……”

对方笑了，很勉强的笑。

节目已经录了第一期，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姐哭诉遭遇长达27年家庭暴力的故事。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倾听、询问、安慰、开导、建议、鼓励……一切还算顺利。

也许作为一个广义上的主持人，我的定位一时还没找到甚至一辈子也找不到，但我想我还是可以尝试找到在每一个节目中的定位；即使可能因此拥有好几个定位。

每一人都是天上的一颗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问题在于每一个人面对不同事物、不同环境的时候，是否只能有一个定位呢？

如果一个人在单位的定位是领导者，同时在交友时的定位是领导者、在家庭里的定位还是领导者，这样的定位很统一，只是是否真的妙趣横生且富有创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