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初的某一天，时任深圳平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的高继先，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陌生电话，对方是当时在北京《精品购物指南》任足球记者的董路。谁也没想到，双方不到两分钟的电话交流，居然决定了此后十年间，中国足坛风头最劲、又争议最多的人物的命运。这个人物，就是李玮锋。

 

作为一名当时跟随国安队采访的专业足球记者，董路“胳膊肘往外拐”的动机居然那么简单——“我知道国安与火车头这样僵持下去，唯一的结果就是使李玮锋无球可踢，而在那个时候还需要他也只能是深圳了。”在那一年的9月，当董路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旁的一家巴西烤肉餐厅与平安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吃饭时，才算道出了这段“无间道”的原委。

 

董路所说的“国安与火车头的僵持”，是指当时国安俱乐部试图永久转会李玮锋，而火车头体协只肯暂时租借半年，致使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

 

高继先事后回忆，“我当时之所以决定要他，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深圳队的中后卫，几乎都是年龄在30岁以上的老将，而且为了当年的保级任务，必须要补充有实力的年轻人。”这以后，高继先还私下对朋友说：“玮锋是长春的，我是（吉林）白城的，很近。在队里，他是我唯一的一个小老乡。”

 

接到董路电话的当天，高继先便派人北上北京直扑铁道部。面对铁老大，平安毕竟不是国安，对于“先租半年，其他明年再议”的条件全面接受，包括20万的高昂租借费。而这时的李玮锋，还依旧迷茫地在国安队训练，憧憬着穿上御林军球衣的一天。

 

第二天，在中国足协接到平安与火车头的协议后，李玮锋拿到了平生第一个中国顶级联赛的参赛证。当天晚上，李玮锋在国安宿舍里百感交集——就要离开梦萦魂绕的国安，迈出这座白楼，奔向自己茫然不知的另一个世界。一个19岁的青年，在这一刻感到了世界的广袤和自己的渺小，而那个多年来在潜意识里不断刷新、完善的梦，居然就这样在离别的伤感中开始了吗？

 

屋里很压抑，李玮锋默默坐在床上，像个即将离家求学的孩子一样哭了。同屋好友田野把一双崭新的耐克鞋塞到他手上，一直陪他走到楼外的车上。次日下午，李玮锋登上了南下的班机。到达深圳平安队驻地笔架山基地时，已经华灯初上。在车范根的房间，李玮锋感受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已等候多时的车范根，大步走到门口迎接，“俱乐部跟我介绍了你，我二儿子也踢球，你的身材和朝气很像他。好好干！跟着我，你一定会有出息的。”

 

九年后，当李玮锋回忆起那一幕时依旧感慨万分：“没有他没有我的今天。这几年只要遇到特不顺心的事，都会想如果在车导的队就好了，哪怕是去韩国踢也愿意。”

 

同样是在那天晚上，当李玮锋怯生生地来到深圳队员聚集的治疗室与老大哥们见面时，不知是谁，愣愣地问了一句：“哪儿的？长春的？长春那疙瘩有人踢球吗？！”李玮锋此刻就像一个新兵蛋子一样尴尬地立在那里，而这一幕，多年后他也很少对人提及。他当时能做的，就是“张哥好，李哥好，赵哥好……”那张稚嫩的脸，完全没有日后的威严和霸气。

 

也许命运就是这样阴差阳错，虽然是健力宝队里最后一个找到归宿的队员，但是李玮锋却是最早打上主力和在联赛中进球的队员之一。由于加盟的是一支求才心切又不惜代价的保级球队，李玮锋在98年最后五个月的“工资”，竟然创下了那一批健力宝队员当年收入的纪录——40万人民币！这对于刚走进职业足球世界的青年来说，不啻是一种“暴富”。

 

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1998年8月初发生在这个足球青年身上的“变故”，这些年的中国足球“浮世绘”，人物和情节将会是另一番模样。也难怪，当李玮锋在深圳每遇风雨、荣耀、挫折和成就的时候，他的朋友们总忘不了对他说一句：“认了吧，这就是你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