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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垃圾场边的守望者》-20
(2004-07-29 11:00:58)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迟早有一天我会结束自己足球记者的生涯。那个时候如果有人问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足球记者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想我的答案可能不是我借此扬了多大的名或者挣了多少的钱，而应该是因为从事足球记者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到过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国家。
我说的是实话。比如你不做足球记者做别的行业也可能扬名也可能挣钱，但却不见得可以经常走出国门，重要的还是“公款”。虽然我对于出国本身不是十分热衷，也坚持认为“走遍了南北西东，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但不得不说，每一次出国都是一次眼界视野的开阔，是一次经历感受的丰富，也总能为自己留下一些难忘的记忆。
老虎机吐血、凯迪出租车和日本女孩
我平生第一次出国是1999年初春。当时我还在北京《精品购物指南》报做体育部主任，报纸发展得不错，广告收入“钢钢的”，我的工作业绩也被领导认为是“钢钢的”，所以我得以参加了报社组织的一个考察团前往美利坚合众国（简称美国）去学习老美更为先进的新闻办报理念并借机旅游。
那次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踏上地球那边陌生国度土地的一刻，我的感觉仿佛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一时分不清这世界究竟是很大还是很小。
20天的时间里，我们在美国大陆先后考察了洛杉矶（我才发现那里与“落汤鸡”没什么关系）和旧金山（我才发现那座城市并不是很 “旧”），顺便也游览了著名的好莱坞（我才发现那个地方并没有多“好”）以及传说中的拉斯维加斯。
在金碧辉煌的赌城的一家人声鼎沸的赌场里的一台杀人不眨眼的老虎机前面，我以“东方武松”的姿态出现——用25美分一次赢了80 美元！当时那台老虎机像是被我三拳两脚打得嗷嗷吐血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外吐着美元，硬币落在铁盘子里发出了“叮当叮当叮叮当当”的清脆声响，让我瞬间就回想起了中学古文学过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句子；一夜之间，我也因此得以成为了考察团里“傻人有傻福”以及“情场失意赌场得意”的杰出代表和典型案例。
离开美国大陆回国的途中，我们又顺路（显然是世界上最牛叉的“顺路”）去了夏威夷，在那个由珊瑚礁和火山灰堆积而成的美丽的人间天堂逗留的5天时间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碧蓝的海水和洁白的沙滩，而是一部出租车和一个日本女孩。
夏威夷街头来来往往的出租车居然一水儿是7.9米长的凯迪拉克！你完全可以想像当来自于以“黄色面的+红色夏利”为主要出租车型号的国度的一群人，看到一辆一辆乳白色加长凯迪拉克出租车在眼前跑来跑去的时候，脸上是一种怎样的“活见鬼”神情。
我们每个人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谈论着凯迪但没有一个人敢打一回凯迪的，每天大家都是结伴从酒店出发走上三四公里去最近的海边玩耍。直到最后一天，也就是最后一次去海边，经过此前两三个昼夜的反复思考，我终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请客我花钱让哥儿几个坐一次凯迪拉克！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如果我错过了那次“打的”的机会，这辈子我很难再坐上那么豪华的出租车，甚至我的人生都将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在酒店的外面，我毅然决然视死如归扬手招来了一辆凯迪，几个同事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像过年的孩子一样只争朝夕争先恐后地上了车，当时没有人知道打这样的车究竟要花多少钱，不过每个人都知道车费将由我来支付就足够了。
应当说打的过程是美妙的——在宽敞得像一套三室一厅住房的车厢里，我们即使没有找到做比尔"盖茨的感觉至少也找到了当李嘉诚的感觉；至于结果，坦白讲也是美妙的——我们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过分高估了夏威夷凯迪拉克出租车的费用，最后我只支付了 20美元（在此之前我已经做好了斥资200美元的最坏打算），折合人民币还不到200元！
等下了车结了账望着远去的像一条大白鲨一样的凯迪拉克，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欲罢不能——早知道一百多人民币就能当一回令众人叹为观止另眼相看的“打车英雄”，谁又能甘心让我一个人独领风骚大出风头呢！呵呵，遗憾的是，他们晚了。
去夏威夷旅游的外国游客属日本人最多，每年有三五百万人的样子。我对日本人从来没有什么好感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坏感。到夏威夷的第一天，在海边沙滩上晒太阳的时候刚好旁边的阳伞下坐着四个日本女孩，我闲来无事用不太精通的英语问她们从哪儿来，听到“日本”的回答本来就想终止继续搭讪，但日本人似乎比我们想像得要友好一些，她们开始问我同样的问题，并顺势将话题展开得很广很广……
她们说的“日式英语”非常不标准，以至于我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英国人”可。阳光下我很耐心也很费劲地听她们说着能把全世界的英文老师都统统给气得半死不活死去活来的“英语”，从中我了解到她们都是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利用假期来夏威夷旅游。让我真正感觉吃惊的是她们丝毫不加掩饰表述出的旅游目的——就是为了在此期间看谁能找到一位“限期使用、过期作废”的异国“男朋友”！
我一边在心里面说着“这不是公然追逐‘性解放’（请注意，更为确切的‘一夜情’的概念在1999年时的中国似乎还没有生成）吗？！”；一边处惊不乱装作见多识广的德性问她们：“那你们究竟喜欢什么样的男朋友呢？”
“黑人！”不到一秒钟我就听到了四个女孩异口同声近乎振臂高呼的回答。其实我以前就听过类似的说法：日本女孩最喜欢黑人，其次是黑白混血儿，再次是白人，最后才是和她们一样也和我一样的黄种人，这一次终于得到了铁证如山货真价实的印证。
我的英语水平毕竟还是有限的，即使我知道英语的“萝卜”、“青菜”、“各自”和“爱”等几个单词是什么，但我真的不知道英语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句完整的话应该怎么说；重要的还有，即使我真能把它清晰地表达出来，对方也根本不可能听懂我的意思。所以，那天日落时分我起身率先告辞的时候只是微笑地冲四个日本女孩说了一句：祝你们好运！
我发现女孩子找男朋友的难度似乎普遍要略低于男孩子找女朋友的难度。无巧不成书，第二天下午，我在海边和前一天同样的地点又一次与日本高中女生们相遇了，只不过对方的人数由四个变成了三个。一问方知其中一个女孩当天中午已成功地与一个黑人小伙接火并且结伴而去了！
接下来的事情变得愈发戏剧有趣。第三天，她们只有两个人了——又一个女孩认识了一位混血青年离开了大部队；而等到第四天当我再次来到海边的时候，阳伞下仅仅剩下了一个女孩——一天前与之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那个伙伴儿结识了一位白人男孩也飞了……
我非常能够理解孤独留守的那份失落心情，几天的聊天下来我们相互也熟悉了很多，所以我对那被挑剩下的“第四人”说了一番安慰的话。其实，如果单论长相我认为在四个人中她本来是完全有实力跻身“三甲”的，我想也许还是她的运气相对差了点儿。
出乎我意料的是，作为“失败者”的她的脸上始终挂着一抹灿烂的微笑，一直在很专注地听我说每一句话，并不时点头称“嗨！”，全然没有流露出任何的一丝沮丧与消沉。有一瞬间我的内心甚至产生了某种震撼的感觉，女孩的形象在我眼中也一点一点变得高大起来……
夏威夷美丽的夜色悄然降临了，女孩依然没有找到“男朋友”，可以想像与她同行的三个伙伴此时此刻都在享受着各自温馨的两人世界。我们彼此告别的时候我还曾有一闪念：她会不会退而求其次地请我做她的“男朋友”呢？但这个“不幸”的日本女孩最后只是和我微笑着说了“谢谢！”和“再见！”
尽管多少感到怅然若失失魂落魄，不过这样的简单挥别也得以让我发现了其身上具有的另外一种十分难得的品格：宁缺毋滥。总之，这个普通的日本女孩成为了我那次夏威夷之行一份很深刻的记忆，以至于此后我两次去日本采访（一次是2002韩日世界杯，一次是
2003年东亚四强赛），走在东京或者横滨的街头都忍不住会幻想，也许一抬头就能重逢她那张并不姣好美丽但却从容坚强的笑脸……
在国内多年不见却可以在异国他乡重逢
写到这里我才意识到上面所有的文字几乎与足球、与足球记者无关。我必须尽快回到主题上来，以免越走越远离题万里。
1979年国际足联识时务者为俊杰恢复了中国足协的合法席位，中国足球又一次开始了国际交往。1981年中国队参加了第12届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当时中国专业足球记者的人数很少很少，而能够有机会随队出国采访的更是少之又少。整个儿80年代似乎只有类似《足球》、《中国体育报》这样的专业报以及类似《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这样财大气粗的主流综合日报，才有能力特派记者出国。那个时期如果哪位记者出国采访，基本上和中了状元差不多，不说鸡犬升天至少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直到90年代中期，随着1995年瑞典女足世界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举行以及国内媒体行业的发展壮大，足球记者出国的人数开始增加；但即便如此，1997年十强赛中国队包机前往西亚打客场比赛的时候，据说随行的国内足球记者也不过只是20人左右。
此后，中国足球（体育）媒体进入激烈竞争的阶段，同时各地方日报、晚报、晨报、都市报也相继大面积加入其中，派出自己的记者随队出国采访蔚然成风风起云涌暗流涌动直至明目张胆。有一段时间，如果一家报纸的记者不能像同类竞争对手一样赫然出现在中国队在国外的客场，那简直就是一种自惭形秽自叹弗如自讨没趣自暴自弃自掘坟墓，与自强不息自给自足自食其力自求多福自鸣得意，相去甚远远至南辕北辙。
事情发展到最后有时就变成了这样：在国内你多年未曾谋面的同行，却不知不觉在异国他乡欢喜相逢不亦乐乎或者仇人相见分外眼红。2001年米卢带领中国队出征十强赛去卡塔尔、阿曼以及阿联酋客场作赛的时候，通过各种渠道纷纷赶来的中国足球记者居然超过了
100人！像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这样的城市本来就人烟稀少，到了比赛前后的那几天，给人的感觉仿佛满大街满小巷到处都是中国人似的。
中国足记“出国问题专家”非马德兴莫属
《体坛周报》的马德兴无疑是中国足球记者中出国次数最多、频率最高的一位，我甚至认为在全世界足球记者范畴里清算也会大体如此。十余年来，马德兴真正做到了“出百遍国，行万里路”，一年12个月当中他常常有八九个月的时间在国外采访。
因为需要不断地签证，一本护照的签证页面有限，马德兴的护照也不得不不断地以旧换新。据说为了让各国签证官直观上就可以了解自己的深浅而迅速放行，这位中国最敬业爱岗的足球记者总是将记载着自己出国历史的那些使用过的护照与新护照装订在一起。多年过后，护照变得足有他的家底那么厚，以至于每次去使馆签证，签证官总错误地以为马德兴是给自己送“新英汉词典”来了。
马德兴之所以出国次数多如鸡毛，盖因大多数的国内记者只是在有中国队参加比赛的时候才随队而行，而他很早就放眼亚洲走向世界了。比如他曾经专程去采访过意大利甲级联赛或者卡塔尔甲级联赛，至于比赛有没有中国队，和其走出国门没有什么太大的干系。所以中国足球记者中若论谁是“出国问题专家”，非马德兴莫属。
但毕竟不是人人都是马德兴，出国也毕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需要一定的经验，对于那些不太经常出国的足球记者而言，更多的时候只能寄希望于有经验的同行作为自己的指路明灯带头大哥了。
比如《北京青年报》的王俊老师10年前第一次出国去瑞典采访女足世界杯前夕，面对行将踏上的万里征程以及即将投入的陌生世界，诚惶诚恐之中竟然夜不能寐，害得自己的老母亲紧紧拉着有过几次出国经历的北京电台李轩老师的手，含着热泪对后者说：“孩子的一切就都托付您了……”
那一年，如果没有算错的话，王俊老师应该是36岁吧……（未完待续）
PS：前19章内容请点击链接浏览http://blog.sina.com.cn/u/46e815bb01000a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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