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今晚又有邵佳一所在的科特布斯队的德甲联赛了。每一次看到邵佳一的比赛，我都会不自觉地回想起那个慕尼黑的冬天，想起我和同行冉雄飞一起相处的那段特殊的日子。

 

（节选自2004年我在已故的《青年体育》上写下的长篇纪实连载——《垃圾场边的守望者——一位中国足球记者的自白》）

 

 

我需要多说一些冉雄飞。我认为他是当今足记中最为专业的一个，这一方面因为他早期曾经接受过比较正规的足球专业训练，据说当年在重庆上大学的时候差一点入选四川青年队，也就是差一点和姚夏成为队友；还有一点就是他做足记这一行比较用功，不论是在CCYV《足球之夜》出道还是后来加盟了《体坛周报》，总是很用心钻研足球技战术，比如每场比赛都要做一份详细的技术统计什么的。记得当年金志扬执教北京国安的时候，小冉经常拿着他做的国安队比赛的数据统计去找老金切磋，并得到了对方高度的评价。
　　
我自认为他是我的朋友，不然的话不会给他的婚礼做主持人并且还不假思索毫不忧郁地随了5000元的一份礼金,数量之大仅次于他的生身父母(后来我结婚的时候他还给了我6000港币)。平常和他常在一起讨论一些有关足球技战术的话题，有时也请他到我主持的电台足球节目中当嘉宾——我做逗哏，他做捧哏，我们的节目一度被听众称为“足球相声”。
　　
其实命运和小冉开了一个不大不小不三不四的玩笑。因为生在重庆附近的一个小镇，他从小说话就带有浓重的乡音，上大学的时候班上的同学来自天南地北加之后来又在祖籍贵州的媳妇家长期寄人篱下，总之特殊而复杂的语言环境让他的口音最终变得像中国足球一样七上八下不着四六，比如“非常男女”几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来就成了“肥肠褴褛”，害得我总要纠正他应该是“衣衫褴褛”。
　　
如果他能说一口普通话哪怕不是“肥肠”标准，他早就可以在CCTV体育频道成为一名主播级的足球节目主持人了。但“肥肠肥肠”遗憾，一直以来对他而言说好普通话的难度远远大于他见到一位漂亮的女孩还能保持目不转睛作怀不乱的难度。于是，2002年世界杯结束之后在瞿老大热情的感召下，他毅然决然选择了弃“嘴”从“笔”，离开了CCTV去了《体坛周报》并随即将自己投放到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新闻竞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那之前，经常约小冉给我编辑的报纸写一些稿子。他的稿子总是写得很长很长而我总是叮嘱手下的编辑尽量不要删节，以示我对其辛苦劳作的尊重。久而久之，报社里个别同事都开始怀疑我是否在假公济私任人为亲。
　　
不过这种怀疑比起他妻子的“怀疑”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总是在深更半夜万籁具寂的时候到我住的地方来或者从我住的地方离开，其倍受冷落独守空房的老婆终于忍无可忍气急败坏地向其发出了“你们是不是同性恋？！”的惊天质疑。我闻听之后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只好抓紧时间安排了一个饭局，席间一脸正气两小无猜三纲五常四方之志地对他美丽多变的妻子说：弟妹，你放心吧，我“异性恋”都忙不过来……
　　
从此小冉太太不再怀疑我是“同性恋”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小冉可以风雨无阻自由自在地来找我，因为他太太对我的认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她坚持认为我在男女问题上过于随便随意，以至于让自己的老公受到了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经常处于一种蠢蠢欲动的状态之中。于是，这位贵州生人的女子不仅严格限制自己的老公和我频繁接触甚至还曾专门致电黄健翔的老婆苦口婆心越俎代庖提醒对方“千万别让你老公和董路混”。
　　
祸从口出——一切都是小冉自讨苦吃自取灭亡。那时我每一次和一个女孩或者谈事情或者谈恋爱从不瞒着小冉，但我没想到小冉也从不瞒他媳妇。

 

我后来才意识到，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面前树立自己一身正气一棵红心的高大形象有两种方式，其一，是靠自己日常行为的良好表现，其二，就是靠揭露其他男人的丑恶嘴脸，所谓“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不用说，小冉简单实用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后者。
　　
迫于来自于家庭内部排山倒海不可抗拒的压力，近一年来婚后的小冉和我疏远了很多，但我们依然是朋友。只是自从他成为《体坛周报》的一名足记之后，我已经不可能再向他约稿了，否则若是被他老板发现非扣他二斗红高粱没商量。
　　
　　
我坚持认为中国足球新闻史上足记之间最能体现完整(请注意我这一用词）人性的一幕就发生在我和冉雄飞之间，而这一幕让我对什么是真诚、狭隘、工作、友情、竞争、私欲、坦城、永恒等等词汇的含义有了更为深刻彻骨的体会。
　　
2003年元月，北京国安俱乐部的国脚邵佳一加盟了德国甲级球队慕尼黑1860队，这在当时的中国足坛可谓是后世界杯时代第一桩石破惊天的大新闻！
　　
当时我觉得《青年体育报》既然立足于北京，十分有必要追踪采访邵佳一登陆德甲的全过程，于是向报社提出了去德国实地采访的计划。不得不说由于当时报社经济状况并不是十分理想，去德国一个月相关的费用不是一个小数目，采访资金的困难瞬间严峻地摆在了面前。
　　
我马上想到了实力更强的《足球》报，多年以来我一直是该报的特约记者和专栏作者，有着悠久而和谐的合作关系。拨通了《足球》报雷青峰副总的电话，得知他们也想追踪报道邵佳一只是还没有确定十分合适的本报记者的时候，便试探着问能不能我这次作为特约记者负责为《足球》报提供独家的稿件，当然我需要一定的采访费用的支持。

 

很快，雷副总给了肯定的答复。在为出国做准备的时候，有一天小冉突然电告我，他作为《体坛周报》的特派记者也要去德国。当时我听后哈哈大笑，末了对他说：我盼望已久的一刻终于来临了——你我终于成为竞争对手了！
　　

是的，我说得没错。拿人钱财，替人买命。既然这一回我拿着《足球》的经费，就只能为《足球》往死里干活；小冉自不必说，也只能为自己效力的《体坛周报》倾力而战。至于两家报纸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地球人都知道。不要忘了时值隆冬季节，国内足坛几乎没有任何的赛事，本来就是一个足球新闻的淡季。对邵佳一登陆德甲事件的报道可谓是当时新闻竞争一个最最重要的战场，对两家媒体都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甚至一定的深远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小冉一夜之间从“朋友+同行”急速地演变为“朋友+对手”。
　　
几天之后，在一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的冬日里，我、小冉还有邵佳一以及其中方代理人本森先生一同登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国际航班，我们两个人成为了国内仅有的两名随行的足记。虽然我们一路很开心地聊天但彼此心里都非常清楚，这将是一场持续一个月之久的“两个人的战斗”——因为从那一刻起，“《足球》VS《体坛》”，在有关邵佳一的专题新闻上演绎成为了“董路VS冉雄飞”。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竞争——这是我们在此之前做梦都难以想象的事情……
　　
十几个小时之后我们一行已经身处在比北京寒冷一倍的慕尼黑了，随即入住了1860俱乐部指定的一家四星级的酒店。一个标准间一天90欧元的价格让我和小冉未加思索就一致做出了“同居”的决定——那至少可以为各自节省下一半的房租。
　　
实际上在此前国内外的采访中，我曾经有过很多次和同行同在一个屋檐下起居的经历——《足球》的姬宇阳、李承鹏，《北京青年报》的王咏、北京电台的李轩、《球报》的邱国栋等等，显然那一次和冉雄飞的合住是最为特殊的。当天晚上各自疲惫不堪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对小冉发出了感慨：“有没有意识到，此时此刻你我已经创造了一个中国足球新闻历史上的奇迹！”我把“奇迹”两个字拖得像慕尼黑的冬天一样漫长。
　　
“什么？”小冉应该是一下子没听明白。
　　
我只好进一步解释道：“你觉得在此之前《体坛》的特派记者和《足球》的特约记者，能住在一个房间里吗？”
　　
“……”黑暗中小冉没有再接岔儿，却也在很长时间之后才鼾声渐起……
　　
从第二天一早开始，两名来自中国的足球记者就一并进入到紧张的工作状态之中，追踪采访邵佳一在那里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需要提醒的是《足球》和《体坛》都是周一、三、五出报；换句话说，我和小冉必须在同一个单元时间里分头写稿、发稿。
　　
最初的两三天我们一起去采访，一起到外面吃饭，一起和邵佳一、本森玩纸牌……但我们却绝口不在一起谈论诸如选题、写稿的事情，几乎完全属于自作主张各自为战。到了晚上写稿的时间，我们轮流占据房间的写字台和茶几，各敲各的电脑、各传各的稿。偶尔《体坛》后方编辑部会给他打来国际长途布置具体的任务，每当此时我就主动回避到洗手间里关上门对着镜子抽烟或者洗脸，等着他通话完毕再出来现身。直到彼此所有的稿子都搞掂之后，我们才恢复正常的双边关系，或者一同看异国的电视或者一起聊祖国的天。
　　
那一刻，恐怕我和小冉都丝毫不会怀疑我们将在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其乐融融情同手足中度过一段异国他乡的日子。不承想，三天之后我们便迎来了一次考验。
　　
　　
我们几乎同时意识到在工作的一个环节上必须谋求某种互通有无的精诚合作了——那就是关于图片摄影。实际上出国时我们各自背来一架专业相机，甚至连牌子都是一样——日产佳能。区别只在于小冉的那个是新式数码的，而我的这个还是老式胶片的。

 

初到慕尼黑人生地不熟加上费用昂贵，如何将拍下的胶片转换成为电脑文件发回去成为了我面临的一大难题；按说小冉用数码相机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恰恰我带的是一个长焦镜头，而他只带来一个短焦镜头——在场地边拍邵佳一和球队训练的照片，我的长镜头非常容易原地不动就足以将几十米开外的画面拉近，而小冉的短镜头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只能干着急。随即造成的现状就是：我的相机可以拍摄到质量更好的照片但却很难传回国内，而小冉的相机拍不到很好的照片却可以顺利地传输回国。若简单形容就形同——我是上身穿西服，下身穿马裤；而小冉是下身穿西裤，上身穿马褂。
　　
“我们是不是需要一次关于合作摄影的谈判呢？”一天晚上，我手里举着长焦镜头对怀里抱着数码机身的小冉说。
　　
“是，这样下去只能是两败俱伤。”小冉相对委婉地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你出机身，我出镜头，强强联合，拧成一股‘蛇’，怎么样？”我趁热打铁直奔主题，甚至还模仿起小冉的那独特的发音吐字。
　　
“好，一言为定！”小冉果断的回答仿佛他等待这一刻已经好久好久了似的。
　　
我们的谈判进行得无比顺利，当晚两个人还为此吃了一顿牛排以示庆祝。从此一架新组装的数码长焦专业相机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武器——每天在训练场我拍完了他拍、他拍完了我拍，回到酒店再分别编辑处理，质量更好画面更清晰的图片终于可以通过网络源源不断地向国内传送了。
　　
当然，我们的合作仅仅限于图片的拍摄，至于文字稿件依然是各写各的，偶尔我们也会交换一些信息，但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垃圾新闻。比如，我告诉他1860队的主教练帕库尔特是个奥地利人，他告诉我邵佳一的主要竞争对手威森博格也是奥地利人——其实，这些地球人都知道。
　　
我们有的时候也回忆，回忆的内容包括我们最初干上这行的经历以及我们最初彼此相识的过程。我发现小冉对我的恋爱史的兴趣要甚至超过对可口的德国香肠的兴趣。出过国的人恐怕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在国外一个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环境里，人的精神和神经很容易放松下来而变得口无遮拦。

 

我差不多整整用两个晚上对小冉讲述了我十几年来每一次轰轰烈烈或者平平淡淡的恋情，直到最后我已经没的可讲了再讲就得胡编了，黑暗中小冉依旧不停地问我：那下一个呢？
　　
　　
慕尼黑的冬天真的太冷了。我和小冉每天上午都跟着邵佳一去训练，在场地边踩着积雪用发红的鼻子呼吸，用僵硬的手指拍照，中午时分回到酒店吃过饭就开始紧张的工作——分照片做照片、写稿子传稿子，绝对本着“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代表的是中国”的原则，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一个出报日的晚上经过一阵紧张的忙碌，我们几乎同时宣布收工。我这才注意到整个晚上小冉一直都在颇为反常地沉默是金，于是主动开口试图调剂一下略显凝重的气氛。
　　
“怎么着，想老婆啦？来这儿可还不到一个星期呢！”我揶揄道。
　　
“没有……”小冉声音低沉的回答与其平常外向型的性格特征极为不符。
　　
我突然预感可能真的有什么情况了。我瞬间联想到他从下午开始行为就有些怪异——忙三火四神出鬼没一会出去一趟、一会又出去一趟，当时我由于正集中精力写稿也没太过分在意。
　　
“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是不是我……”我只好胡乱问他。
　　
“不是，没有……”小冉打断我，看了看桌上的闹表，想了想说，“过一会我再告诉你吧……”
　　
我丈八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又不想追问，只能收声。
　　
差不多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没有再说什么话。实际上很早我就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哥们儿之间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只能有三个原因：一为女人；二为金钱；三为工作。
　　
我在心里开始逐一推测：女人？不会，通常小冉喜欢的女孩我都视为“鸡肋”，而我喜欢的女孩大都小冉怀疑为“鸡”；金钱？更不会了，他结婚时我随的五千是我们多年以来惟一的一次现金交易；于是答案已经非常明显——肯定是因为写稿的事了。
　　
“我觉得作为朋友今天挺对不起你的。”在慕尼黑夜色沉沉、祖国朝阳似火的时候，小冉终于开口了，“这事我做得可能挺操蛋的……”
　　
“操蛋？！操什么蛋？怎么啦？”我笑着问。
　　
“我今天做了个独家新闻其实应该告诉你，毕竟这个选题当初是我们一起想到的；但不是我不想告诉你而是我实在没办法告诉你，你别怪我好吗……”印象中从来没有一次小冉能一口气把一段50个字以上的普通话讲得如此流利。
　　
事情是这样的：几天前当我们第一次来到1860俱乐部的训练场就看到了场边的球迷用品专卖店，当时我和小冉不约而同地想到等邵佳一的号码确定下来之后，再来这里看看有没有当地球迷买他的球衣，这应当是一个不错的选题。
　　
之前一天《体坛》后方编辑部在和小冉通话时布置了一个“独家”的题目：即从俱乐部内部获得消息，邵佳一将身披1860队的8号球衣，令小冉务必只身前往专卖店买下第一件8号队服，然后找邵佳一在这件球衣上签名并穿上拍照，作为下期报纸的头版头条。报社的副总编辑对小冉和我的朋友关系以及目前在慕尼黑同吃同住的情况了如指掌，反复叮嘱他：一定不能让董路知道这个计划，否则如果《足球》也做同一个选题，一切将失去了独家性变得毫无价值。尽管小冉流露出了一些为难情绪，担心这样做会“伤害朋友的情感”，但在领导苦口婆心耐心说服以及痛陈利害严正警告的软硬兼施之下，只能选择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我们俩是哥们儿，这次国内又只来了我们俩，按说我不应该这样做，可是……”小冉在讲述完整个秘密行动之后，开始了自己的内心告白。
　　
“哈哈，不不不！”我在听小冉讲故事的时候就已经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笑着说，“你做得没有什么不对的，真的。”
　　
“为什么？”
　　
“因为换我是你，也许我也会这么做！”我咬着牙说道，“其实，你今天能感觉到一份内疚之情，我已经非常满足了，至少你是在把我当哥们儿，对吧？”
　　
那天夜里我们一直聊到很晚很晚，我记得彼此交谈的最后一句话是小冉说的，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想起来，做这行也挺没意思的……”。
　　
　　
足记这个圈子里的竞争往往就是这样——为了一条所谓的独家新闻有时只有六亲不认你死我活。第二天当邵佳一和本森后来知道了这件事的内幕之后，两个人先是大为不解，而后狂笑不止。我知道，中国足记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是外人很难真正理解的。
　　
“你们俩谁能帮我按摩一下，我就告诉谁一条独家消息！”一天训练结束回到酒店房间，疲惫不堪的邵佳一倒在床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和小冉说。
　　
“你还是把独家给小冉吧。”我笑着回答他，随即闪身而去。
　　
那天小冉究竟给没给邵佳一按摩我因为远离事发现场不好妄加猜测，我只记得接近午夜时分小冉才满头大汗地从邵佳一的房间回到我们的房间。他先是咕噜咕噜喝下一大杯德国的自来水，然后坐在那里喘着粗气对我说：“你能帮我按按吗？我给你半个‘独家’……”。
　　
30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和小冉又回到了熟悉的北京，一切恢复了正常，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小冉依然隔三差五给邵佳一打电话写一些动态消息，我则选择了就此收手。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假如我是邵佳一，如果每天连续接到两个记者的电话问的又是同样的内容一定会感到很烦很烦，那又何必呢？
　　
　　
有些看上去很极端的说法本质上想来还是很有道理的。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想在一个领域里做出“非凡成就”，“六亲不认”是首当其冲的一个素质要求——“非凡”的充分条件就是“非人”。在中国足球记者这个圈子里，真的有人可以将重要的采访对象当作比自己的亲爹还要亲的人，同时却可以将朝夕相伴的同行视为自己的头号死敌。
　　
“相识于江湖，相忘于江湖”。11年来走南闯北我结识过为数不少的同行朋友，曾经一起采访一起写稿一起说笑一起喝酒一起吃饭一起打牌……一起做过所有能一起做的事情，甚至有一个阶段无论我走到哪里、去哪个省份哪个城市，似乎都会有朋友以及朋友的笑脸在那里等着迎接……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渐渐地，彼此都疏远了。
　　
最近几年我很少再外出采访、大家难得一见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岁月无情我们都慢慢变老了，每个人的生活内容故事不同但本质上相差无几——是生活让我们几乎同时失去了年轻时那份失去了就永远难以再找回的轻松与热情。如今，即使是昔日如胶似漆的哥们儿偶然的机会里久别重逢，在说完了“还好吗？”“忙吗？”之后，往往就不知道应该再说些别的什么了。
　　
我曾经反思，我和许多同行的相识缘自于足球、准确说是中国足球，是不是中国足球本身就太脆弱了，以至于我们之间友谊的基础也随之脆弱不堪不堪一击呢？
　　
这或许是一种悲哀，但看上去也唯有接受了。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有事情能改变人，而人改变不了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