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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康枝儿

(2010-08-27 10: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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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手记

分类: 守望民间文化(文章)

探访康枝儿

 

冯骥才



探访康枝儿


《老鼠上灯台》康枝儿

 

探访康枝儿


一同欣赏康枝儿的新作

 

 

 

  那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羌族文化学生读本》新书发行仪式刚刚结束,急急忙忙走出来,外边细雨霏霏,凉滋滋扑在脸上。几个羌族孩子追上来,要和我以人民大会堂为背景拍张照片,我便张开双臂一下子把这四五个可爱的孩子搂在一起,让闪光灯在身上“啪嚓”雪亮地一闪,便与他们挥手告别,一头钻进低矮的车厢,心里边还涌动着刚刚会场上那种热辣辣的气氛。


  那半年,我一直为大难压身的羌文化的存亡而焦灼。直到这本《羌族文化学生读本》印出来,并交到震区羌族孩子们的手中,才算稍稍有个停顿。当然这停顿只是个逗号,不是句号。羌文化抢救的事决不简单,不能就此罢手;然而还有千头万绪的事情等着我们把手伸过去,比如马上就要奔往的地方——去到大草原看看和林格尔的剪纸的现状。


  自2003年,民间剪纸艺术的抢救便全面铺开。在我国山川大地上数千种的民间艺术中,再没有剪纸这样像野花一般随处可见。西至西北各族,东抵滨海诸省,北至关东山野,南达岭南大地;只要家中有一把剪子,几张红纸,千姿万态的剪纸便油然而生,如花绽放。由于地域多样,民族不同,习俗各异,各地剪纸迥然殊别。比如豫西剪纸与浙江乐清细纹刻纸,一粗一细,大相径庭,宛如李逵与林黛玉站在一起;再比如酷似国画的扬州剪纸与宛如西北民歌的安塞剪纸,一雅一野,相去千里,又好像碧螺春与羊肉汤相比。2006年和2008年,经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评定而列入“国家遗产名录”的剪纸,共两批凡四十个地区(包括第一批蔚县、丰宁、中阳、医巫闾山、扬州、乐清、广东、安塞和傣族;第二批广灵、和林格尔、庄河、建平、岫岩满族、新宾满族、长白山满族、方正、上海、南京、徐州、金坛、浦江、阜阳、漳浦、泉州、宁德、瑞昌、莒县、滨州、高密、烟台、灵宝、卢氏、辉县、孝感、鄂州、仙桃、泸溪、庆阳、苗族。代号为315)。当然,这还仅仅是中国剪纸的一部分。


  剪纸与年画、皮影不同。年画与皮影属于职业化和产地化的技艺,剪纸却是普通大众人人之擅长。它最能展现中华大地文化的多样,最能体现中国百姓的心灵手巧。记得2002年,我和乌丙安、潘鲁生、乔晓光、樊宇等组成一个专家小组,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制作一本《普查手册》;我们奔赴到晋中,在出名的剪纸之乡祁县,遇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张姓汉子。各地剪纸高手都是妇女,此地男人却无不精通此道。他一手拿一把铁剪子,一手拿一块手帕大的红纸对我笑吟吟地说:“说吧,叫俺剪个啥,俺给你剪,剪个啥都成。”我想,我真得难一难他,看看他功夫的深浅。便说:“你们这儿有‘马上赢’的说法吗?有‘马上赢’的花样吗?”他皱皱眉头,好像没听懂我的话。我接着说,“这是南方木雕的一种花样。马上赢,就是马上就赢,赢就是胜利、成功。这种花样通常是下边一匹马,上边——马背上趴着一只大苍蝇。苍蝇没剪过吧?”我这话有点像刁难他了。


  他脸上现出了为难的神气,说道:“还真的没剪过苍蝇。俺们这边没有‘马上蝇’,只有‘马上封侯’,马背上骑着一只猴儿……”说到这儿,他眼睛忽然一亮,好像被哪儿来的一道灵光照亮。为难之情一扫而空。他说:“好,俺就给你剪这个‘马上赢’吧。”那神气竟然显得很自信。


  跟着,他手中的铁剪就朝着红纸剪下去。他任何草稿不画,连用指头在纸上比划一下也没有。好似他所有的想法都在手中那两片又长又亮的剪刀中间。开始时,只看他随着剪刀的舞动,一些大大小小的红纸屑落到地面上,还有他的脚面上,其他什么也看不出来。但很快就看到一个昂然而雄俊的马头出现了。然后是马的脖子、马胸、马腿和马蹄。剪纸的神奇感也出现了。别看这汉子的手指粗、剪刀大、动作快。他剪刀走过的地方就像韩美林笔下的线条那样精准地勾勒出马儿俊美的身姿与健硕的肌肉,还有在疾驰中飘飞的马鬃和马尾。随后,一个圆圆的球形的形体出来了,好似一个胖娃娃的脑袋,跟着是肥肥的肚皮、粗壮的腿和爪,发亮的眼与乍起而欲飞的双翅。原来正是苍蝇!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健美又可爱的苍蝇。显然这只象征着胜利的苍蝇被他情感化了。我相信这位山西汉子第一次剪苍蝇,剪“马上赢”,但经他的手和剪子,苍蝇便被美化和神化。艺术的本质不正是这样化腐朽为神奇吗?古来山西的大地上不人人都是艺术家吗?


  此刻,我要去草原探访和林格尔的剪纸,恰恰是当年这些山西人走西口时带到草原上的。那么,这源自山西的草原剪纸又给我怎样的异象——并令我称奇?


  于是,我的好奇与兴奋驱使我们的车一路飞奔,经怀柔,走宣化,过张家口,穿越长城,一路向西。我之所以选择走公路,是想体验一下那种从中原一点点进入大草原的感受。

 

 

  车子驶出呼和浩特一直向南,向南,直到车前的挡风玻璃上出现一片连绵起伏、其势凶险的山影,那便是当年晋人,特别是晋中那个剪纸之乡祁县的商帮“走西口”去往草原的必经之地——杀虎口。这么说,车子不能再往南开了,否则要开进山西了,于是打轮向左,从一片广袤的大草地渐渐走进低缓的丘陵地带。草原上的丘陵实际上是些隆起的草地,一些窑洞深深嵌在这草坡下边。看到这些窑洞我激动起来,我知道一些天才的剪花娘子就藏在这片荒僻的大地深处。


  这里就是出名的和林格尔。几年前,一位来自和林格尔的蒙族人跑到天津请我为他们的剪纸之乡题字时,头一次见到这里的剪纸,并得知擅长剪纸的多是女子。尤其是一位百岁剪纸老人张笑花的作品,使我即刻受到一种酣畅的审美震撼,一种率真而质朴的天性的感染。为此,我们邀请和林格尔剪纸艺术的后起之秀兼学者段建珺先主持这里剪纸的田野普查,着手建立文化档案。头一天,由北京驰车到达呼和浩特的当晚,段建珺就来访,并把他在和林格尔草原上收集到的数千幅剪纸放在旅店的行李车上推进我的房间。


  在民间的快乐总是不期而至。谁料到在这浩如烟海的剪纸里会撞上一位剪花娘子极其神奇、叫我眼睛一亮的作品。这位剪纸娘子不是张笑花,张笑花已于前几年辞世。然而老实说,她比张笑花老人的剪纸更粗犷、更简约、更具草原气息;特别是那种强烈的生命感及其快乐的天性一下子便把我征服。民间艺术是直观的,不需要煞费苦心的解读,它是生命之花,真率地表现着生命的情感与光鲜。我注意到,她的剪纸很少故事性的历史内容,只在一些风俗剪纸中赋予一些寄寓;其余全是牛马羊鸡狗兔鸟鱼花树蔬果以及农家生产生活等等身边最寻常的事物。那么它们因何具有如此强大的艺术冲击力?于是这位不知名的剪花娘子像谜一样叫我去猜想。


  再看,她的剪纸很特别,有点像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盛行的剪影。这种剪影中间很少镂空,整体性强,基本上靠着轮廓来表现事物的特征,所以欧洲的剪影多是写实的。然而,这位和林格尔的剪花娘子在轮廓上并不追求写实的准确性,而是使用夸张、写意、变形、想象,使物象生动浪漫,其妙无穷。再加上极度的简约与形式感,她的剪纸反倒有一种现代意味呢。


  “她每一个图样都可以印在T恤衫或茶具上,保准特别美!”与我同来的一位从事平面设计的艺术家说。


  这位剪花娘子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她生活在文化比较开放的县城还是常看电视?不然草原上的一位妇女怎么会有如此高超的审美与现代精神?这些想法,迫使我非要去拜访这位不可思议的剪花娘子不可。


  车子走着走着,便发现这位剪花娘子竟然住在草原深处的很荒凉的一片丘陵地带。她的家在一个叫羊群沟的地方。头天下过一场雨,道路泥泞,无法进去,段建珺便把她接到挨近公路的大红城乡三犋夭子村远房的妹妹家。这家也住在窑洞里,外边一道干打垒筑成的土院墙,拱形的窑洞低矮又亲切。其实,这种窑洞与山西的窑洞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山西那边的窑洞是从厚厚的黄土山壁上挖出来的,草原这里的窑洞则是在突起的草坡下掏出来的,自然也就没有山西的窑洞高大。可是低头往窑洞里一钻即刻有一种安全又温馨的感觉,并置身于这块土地特有的生活中。


  剪花娘子一眼看去就是位健朗的乡间老太太。瘦高的身子,大手大脚,七十多岁,名叫康枝儿,山西忻州人。她和这里许多乡村妇女一样是随夫迁往或嫁到草原上来的。她的模样一看就是山西人,脸上的皮肤却给草原上常年毫无遮拦的干燥的风吹得又硬又亮,很像干辣椒那种通红的皮。她一手剪纸是自小在山西时从她姥爷那里学来的。那是一种地道的晋地的乡土风格,然而经过半个世纪漫长的草原生涯,和林格尔独有的气质便不知不觉潜入她手里的剪刀中。


  和林格尔地处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汇处。在大草原上,无论是匈奴、鲜卑还是契丹和蒙族,都有以雕镂金属皮革为饰的传统。当迁徙到塞外的内地民族把纸质的剪纸带进草原,这里的浩瀚无涯的天地,马背上奔放剽悍的生活,伴随豪饮的炽烈的情感,不拘小节的爽直的集体性格,就渐渐把来自中原剪纸的灵魂置换出去。但谁想到,这数百年成就了和林格尔剪纸艺术的历史过程,竟神奇地浓缩到这位剪花娘子康枝儿的身上。


  她盘腿坐在炕上。手中的剪刀是平时用来裁衣剪布的,粗大沉重,足有一尺长,看上去像铆在一起的两把杀牛刀。然而这样一件“重型武器”在她手中却变得格外灵巧。一叠裁成方块状普普通通的大红纸放在身边。她想起什么或说起什么,顺手就从身边抓起一张红纸剪起来。她剪的都是她熟悉的,或是她想象的,而熟悉的也加进自己的想象。她很像我见过的山西祁县那个剪纸汉子那样——不用笔在纸上打稿,也不熏样。一切形象都在她的纸上或剪刀中,其实是在她心里。她边剪边聊生活的闲话,也聊她手中一点点剪出的事物。当一位同来的伙伴说自己属羊,请她剪一只羊,她笑嘻嘻打趣说:“母羊呀骚胡?”眼看着一头垂着奶子、眯着小眼的母羊就从她的大剪刀中活脱脱地“走”出来。看得出来,在剪纸过程中,她最留心的是这些剪纸生命表现在轮廓上的形态、姿态和神态。她不用剪纸中最常见的锯齿纹,不刻意也不雕琢,最多用几个“月牙儿”(月牙纹),表现眼睛呀、嘴巴呀、层次呀,好给大块的纸透透气儿。她的简练达到极致,似乎像马蒂斯那样只留住生命的躯干,不要任何枝节。于是她剪刀下的生命都是原始的,本质的,膨又结实,充溢着张力。横亘在内蒙草原上数百公里的远古人的阴山岩画,都是这样表现生命的。


  她边聊边剪边说笑话,不多时候,剪出的各种形象已经放满她的周围。这时,一个很怪异的形象在她的笨重的剪刀中出现了。拿过一看,竟是一只大鸟,瞪着双眼向前飞,中间很大一个头,却没有身子和翅膀,只有几根粗大又柔软的羽毛有力地扇着空气。诡谲又生动,好似一个强大的生命或神灵从远古飞到今天。我问她为什么剪出这样一只鸟。她却反问我:“还能咋样?”


  于是她心中特有的生命精神和美感,叫我感觉到了。她没有像我们都市中的大艺术家们搜出枯肠去变形变态,刻意制造出各种怪头怪脸设法“惊世骇俗”。她的艺术生命是天生的,自然的,本质的,也是不可思议的。这生命的神奇来自于她的天性。她们不想在市场上创造价格奇迹,更不懂得利用媒体——媒体也不认识她们。千古以来,她们一直都是把这些随手又随心剪出的活脱脱的形象贴在炕边的墙壁或窑洞的墙上,自娱或娱人。没有市场霸权制约的艺术才是真正自由的艺术。这不就是民间艺术的魅力吗?她们不就是真正的艺术天才吗?!


  然而,这些天才散布并埋没在大地山川之间。就像契诃夫在《草原》所写的那些无名的野草野花。它们天天创造着生命的奇迹和无尽的美,却不为人知,一代一代,默默地生长、绽放与消亡。那么,到了农耕文明在历史大舞台的演出接近尾声时,我们只是等待着大幕垂落吗?在我们对她们一无所知时就忘却她们?我的车子渐渐离开这草原深处,离开这些真正默默无闻的人间天才,我心里的决定却愈来愈坚决:为这草原上的剪花娘子康枝儿印一本画册,让更多人看到她、知道她。一定!

 

 

  生活总有另一面不为人知。但生活的另一面我们却不能不知。


  在我将与康枝儿分手而相别的一刻。一个男子走到我身边,把一个很小的纸卷塞给我,低声说:“你回去后再看。”待我扭头瞧他,他已转过身。一瞬间,我只看到他瘦削的脸颊,胸前似乎挂着一台相机。随后便只能看到他普普通通的一个背影了。


  然而,我的性子急,没有等到返回呼和浩特,而是在回程的车子上就打开这小小的纸卷。长长一条纸上贴着七八张照片。读了照片旁边的文字,令我惊愕不已。原来照片上的人都是此地的妇女,都是剪花娘子,都是因为子女外出,留守空巢,受不住孤单寂寞和患病无助,或病死或自杀或精神失常。照片上那些形象叫人不忍再看。特别是其中一个黑糊糊空寥的窑洞冰冷地展示了贫困与孤独的极致。谁知道她们之中有没有康枝儿这样的剪花娘子?如今,和林格尔的剪纸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热热闹闹的庆祝“申遗成功”之后,这些遗产的传人由谁来保护?如果没人保护,“申遗成功”不就是一个漂亮的终结么?


  记得一次一位记者问我,“你满意你们所做的文化抢救和保护吗?”


  我说:“如果说满意便是对人民的文化的犯罪!”


  那位记者不明我的话中怎么会有一些怒气。这因为当时我脑袋里忽然冒出那卷照片中孤苦无助的剪花娘子可悲的形象。由此想到,当年有朋友到陕北去看望那位被称作“中国剪纸天才传承人”的库淑兰。库淑兰对我这位朋友说,听说冯骥才要来看我。这位朋友还说,库淑兰的生计很难。这话牵动我的心。然而未等我去看她,她就辞世而去。


  这些年来,一些专家学者为保护和弘扬各地的剪纸遗产而努力。在他们致力挖掘与研究中,我们得识了白凤莲(陕西)、程建礼(阜阳)、林邦栋(乐清)、潘套九(台江苗族)、蔡兰英(献县)、王继汝(柳林)、祁秀梅(镇远)等等。然而,这些天才的民间剪花大家大多七老八十,有的已悄然去了。大地上曾经千姿万态的剪纸之花,真的就这样日渐寥落了吗?剪纸艺术是覆盖着我们的疆域和版图的艺术。在我们辽阔的山川大地上,还有多少天才我们还没发现,有多少天才有待去发现,有多少天才还没被发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些事谁去干呢?中国这么大,干这些事的人却分外少。


  近日,我请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去抢救一宗剪纸艺术遗产——进宝斋伊德元剪纸。


  这种曾经影响了京津地区一百多年妇女衣饰的极具特色的剪纸花样,已经绝迹了至少三四十年。它的灵透、清新、鲜活与精致,有别于其他各地剪纸的仪态与风情。然而,它不是出于京津广大妇女之手,只是天津老城中一个小小的卖剪纸花样的铺面,店名叫进宝斋,艺人名叫伊德元。这种剪纸专供于妇女的衣装和陪嫁物的绣样和节庆中的花饰。京城妇女广泛用它扎花。它曾以其精巧华美、清灵活泼,招致京津两地女人们的喜爱。然而,待我们动手去抢救,才发现伊德元的下一代也早在两年前辞世。第三代人所知甚少,连一张伊德元本人的老照片一时也找不到。伊德元的第三代后人说:“如果你们早来两年,我姑姑还在,她会刻纸,她知道得很多。”


  她知道的已给她带走。


  这便是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脆弱性。人去了,即刻烟消云散。抢救只能在它活态之时。过后的工作只是一种打捞。打捞到的只剩下“物质性”或“文物性”的残余了。


  由此,我忽然想,今天还有多少活着的美丽的文化遗存不为人知,如果我们力不能及,或疏忽、懈怠、粗心,或缺少足够的有识与有志之士,到了明天,不也成了今天伊德元吗?


  那么,草原上的康枝儿们会不会也成为明天的伊德元?我们该怎么办?


  人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有时会忽然失去了方向感,陷入一片浩阔的空茫,同时感受到自己极其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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