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羌文化紧急抢救纪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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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羌文化紧急抢救纪事(二)
冯骥才
尽管成都地处冲积平原,与近在咫尺的汶川一带不属于同一地震板块;尽管成都大街两旁的建筑很少看到裂缝,更看不到任何房倒屋塌;但这个夙以宁静和安详著称的城市现在很像战争中“前线指挥部”的所在地,各种输送救援人员与物资前往灾区的车辆奔来驰往,川流不息,车轮卷起的尘土迷雾一般地飞扬;临时赶制出来的鼓舞人们抗震救灾的标语牌大大小小竖在街头,有的标语居然用出“誓死”、“决战”、“擦干眼泪”这类触目惊心的字眼儿;街上人群中最扎眼的是身穿迷彩服的士兵,还有立在道旁树下边的白得刺目的简易的帐篷……非常的气氛里带着一种压迫感。
来到成都后,各种飞进耳朵里的讯息就繁多又可信了。看来一切都比我们想象的糟糕。当时,救灾的焦点是灾民安置。在雨季到来之前必须把组装成的简易板房搭建起来;同时,防止瘟疫与消毒的工作不能留下任何死角;尽管这里离灾区还有几十公里,空气里已可以闻到消毒剂的气味。强震过去一个月,余震依然不停,每天大大小小的余震都超过百次,我住在四川饭店一天夜间就被强烈的余震摇醒;我是唐山大地震的受难者,对大地的晃动分外敏感。这些余震对灾区的真正威胁是极易引起山体滑坡,将刚刚打通的道路重新堵上。灾区还有一个更大的威胁,便是那些居高临下的巨型堰塞湖随时可能溃堤,将数十亿立方米的积水一泻而下。这种威胁与恐怖笼罩着每个人的心头。
这时,前往汶川和茂县的道路完全不通,更别说再往深山里去探察羌寨。当地人说即使进去也找不到人了,许多村寨包括著名的萝卜寨都已夷为平地,北川县大禹的故里禹里乡还泡在堰塞湖里呢。那些住在深山里、随时可能遭受次生灾害威胁的羌民,正在被当地政府大批撤离出来。他们离开自己世代生息的家园只是一种暂时的无奈之举?事后会不会返回去?如果从此迁徙他乡,不再有那种“神灵护佑”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他们还会拥有那些传衍了数千年的白石信仰、萨朗舞、羊皮鼓、羌笛和瓦尔俄足节吗?还会传承这些古老的包蕴着自己民族灵魂的文化吗?如果失去自己的文化,他们的民族不就名存实亡了吗?!
可靠的消息说,此次地震死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是羌人,约三万余!
经过我们的再三争取,被允许去到德阳、绵竹、汉旺和北川。绵竹和北川这两地是我们命名的民间文化之乡。北川是大禹文化之乡,绵竹不是羌人集聚地,但是木版年画之乡。三年前,我曾在绵竹召开过专家座谈会,由此启动了这一西部重要的年画产地的地毯式普查。但这次一来,面目全非,其情其景,惨不忍睹。我们关切的文化遗产,已经和废墟混在一起,到处堆在田野上。此刻北川已然封城,小雨中湿漉漉的空气里有一种难闻的异臭。据说县城外道边北川中学的废墟里还压着数百名学生的尸体。我们进出此城,都必须经过药水渍淋。这种感受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体验过。
我把我在北川和绵竹的见闻、感受与思索写了两篇散文式的文章。从文学的角度而言,感受的记录比事件的记录更重要,因录如下:
羌去何处?
羌,一个古老的文字,一个古老民族的族姓,早已渐渐变得很陌生了,最近却频频出现于报端。这因为,它处在惊天动地的汶川大地震的中心。
“羌”字被古文字学家解释为“羊”字与“人”字的组合,因称他们为“西戎的牧羊人”。在典籍扑朔迷离的记述中,还可找到羌与大禹以及发明了农具的神农氏的血缘关系。
这个有着三千年以上历史、衍生过不少民族的羌,被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曾经为中华文明史做出过杰出贡献。但如今只有三十万人,散布在北川一带白云弥漫的高山深谷中。他们居住的山寨被称做“云朵上的村寨”。然而这次他们主要聚居的阿坝州汶川、茂县、理县和绵阳的北川,都成了大灾难中悲剧的主角;除去少数一干羌民远居在贵州省铜仁地区之外,其他所有羌民几乎全是灾民。
古老的民族总是在文化上显示它的魅力与神秘。羌族的人虽少,但在民俗节日、口头文学、音乐舞蹈、工艺美术、服装饮食以及民居建筑方面有自己完整而独特的一套。他们悠长而幽怨的羌笛声令人想起唐代的古诗;他们神奇的索桥与碉楼,都与久远的传说紧紧相伴;他们的羌绣浓重而华美,他们的羊皮鼓舞雄劲又豪壮,他们的释比戏《羌戈大战》和民俗节日“瓦尔俄足节”带着文化活化石的意味……而这些都与他们长久以来置身其中的美丽的山水树石融合成一个文化的整体了。近些年,两次公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经把其中六项极珍贵的民俗与艺术列在其中。中国民协根据这里有关大禹的传说遗迹与祭奠仪式,还将北川命名为“大禹文化之乡”。
在这次探望震毁的北川县城的路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飞石,树木东倒西歪,却居然看到道边神气十足地竖着这样一块大禹文化之乡的牌子,可是羌族唯一的自治县的“首府”——北川已然化为一片惨不忍睹的废墟。
二十天前北川县城就已经封城了。城内了无人迹,连鸟儿的影子也不见,全然一座死城。湿润的空气里飘着很浓的杀菌剂的气味。我们凭着一张“特别通行证”,才被准予穿过黑衣特警严密把守的关卡。
站在县城前的山坡高处,那位靠着偶然而侥幸活下来的北川县文化局长,手指着县城中央堆积的近百米滑落的山体说,多年来专心从事羌文化研究的六位文化馆馆员、四十余位正在举行诗歌朗诵的“禹风诗社”的诗人、数百件珍贵的羌文化文物、大量田野考察而尚未整理好的宝贵的资料,全部埋葬其中。
我的心陡然变得很冲动。志愿研究民族民间文化的学者本来就少而又少,但这一次,这些第一线的羌文化专家全部罹难,这是全军覆没呀。
我们专家调查小组的一行人,站成一排,朝着那个巨大的百米“坟墓”,肃立默哀。为同行,为同志,为死难的羌民及其消亡的文化。
大地震遇难的羌民共三万,占民族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擂鼓镇、板凳桥以及绵阳内外各地灾民安置点走一走,更是忧虑重重。这里的灾民世代都居住在大山里边,但如今村寨多已震损乃至震毁。著名的羌寨如桃坪寨、布瓦寨、龙溪川、通化寨、木卡寨、黑虎寨、三龙寨等等都受到重创。被称作“羌族第一寨”的萝卜寨已夷为平地。治水英雄大禹的出生地禹里乡如今竟葬身在堰塞湖冰冷的湖底。这些羌民日后还会重返家园吗?通往他们那些两千米以上山村的路还会是安全的吗?村寨周边那些被大地震摇散了的山体能够让他们放心地居住吗?如果不行,必须迁徙,积淀了上千年的村寨文化不注定要瓦解么?
在久远的传衍中,这个山地民族的自然崇拜和生活文化都与他们相濡以沫的山川紧切相关。文化构成的元素都是在形成过程中特定的,很难替换。他们如何在全新的环境找回历史的生态与文化的灵魂?如果找不回来,那些歌舞音乐不就徒具形骸,只剩下旅游化的表演了?
在擂鼓镇采访安置点的羌民时,一些羌民知道我们来了,穿着美丽的羌服,相互拉着手为我们跳起欢快的萨朗舞来。我对他们说:“你们受了那么大的灾难,还为我们跳舞,跳得这么美,我们心里都流泪了。当然你们的乐观与坚强,令我们钦佩。我们一定帮助你们把你们民族的文化传承下去……”
不管怎么说,这次地震对羌族文化都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它使羌族的文化大伤元气。这是不能回避也不可抗拒的。在人类史上,还有哪个民族受到过这样全面颠覆性的破坏?恐怕没有先例。这对于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可是,总不能坐待一个古老的兄弟民族的文化在眼前渐渐消失。于是,这一阵子文化界紧锣密鼓,一拨拨人奔赴灾区进行调研,思谋对策和良策。
马上要做的是对羌族聚居地的文化受灾情况进行全面调查。首先要摸清各类民俗和文学艺术及其传承人的灾后状况,分级编入名录,给予资助,并创造传承条件,使其传宗接代。同时,对于地质和环境安全的村寨,经过重新修建后,应同意原住民回迁,总要保留一些原生态的村落——当然前提是安全!还有一件事是必做不可的,就是将散落各处的羌族文化资料汇编为集成性文献,为这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建立可以传之后世的文化档案。
接下来是易地重建羌民聚居地时,必须注意注入羌族文化的特性元素;要建立能够举行民俗节日和祭典的文化空间;羌族子弟的学校要加设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以利其文化的传承;像北川、茂县、汶川和理县都应修建羌族文化博物馆,将那些容易失散、失不再来的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文化记忆的民俗文物收藏并展示出来……说到这里,我忽想做了这些就够了吗?想到震前的昨天灿烂又迷人的羌文化,我的心变得悲哀和茫然。恍惚中好像看到一个穿着羌服的老者正在走去的背影,如果朝他大呼一声,他会无限美好地转过身来吗?
废墟里钻出的绿枝
车子驶入绵竹,这里好像刚打过一场惨烈的战争。零星的炮声——余震还时有发生。到处残垣断壁,瓦砾成堆,大楼的残骸狰狞万状;多强烈的地动山摇,才能够把一座座钢筋水泥建筑摇得如此粉碎?由车窗透进来的一种气味极其古怪,杀菌剂刺鼻的气息中还混着酒香。一问才知,剑南春酒厂的老酒缸全碎了。存藏了上百年、价值几亿元的陈年老酒全部化成气体无形地飘散在震后犹然紧张的空气里。
这使我想起五年前来考察绵竹年画时,参观过剑南春酒厂。那次,我是先在云南大理为那里的木版甲马召开专家普查工作的启动会,旋即来到绵竹。绵竹不愧是西部年画的魁首,它于浑朴和儒雅中彰显出一种辣性,此风惟其独有。绵竹人颇爱自己的乡土艺术。那时已拥有一座专门的年画博物馆了,珍藏着许多古版年画的珍品。其中一幅《骑车仕女》和一对“填水脚”的《副扬鞭》令我倾倒。前一幅画着一位模样清秀、衣穿旗袍、头戴瓜皮帽的民国时期的女子,骑一辆时髦的自行车,车把竟是一条金龙。此画所表达的既追求时尚又执着于传统的精神,显示出那个变革的时代绵竹人的文化立场。后一幅是“填水脚”的《副扬鞭》,“副扬鞭”是指一对门神,“填水脚”是绵竹年画特有的画法。每逢春节将至,画工们做完作坊的活计,利用残纸剩色,草草涂抹几对门神,拿到市场换些小钱,好回家过年。谁料无意中却将绵竹画工高超的技艺表现出来。简练粗犷,泼辣豪放,生动传神。这一来,“填水脚”反倒成了绵竹年画特有的名品。记得我连连赞美这幅清代老画《副扬鞭》是“民间的八大”呢!那次在绵竹还做了几件挺重要的事:考察年画遗存与收藏,探望年画老艺人,召开绵竹年画普查专家论证会;这样,对绵竹地区年画遗产的全面普查便开始了。普查做得周密又认真,成果被列入国家级文化工程《中国木版年画集成•绵竹卷》。其间,中国民协还将绵竹评为“中国木版年画之乡”。这来来回回就与绵竹的关系愈扯愈近。
大地震发生时,我人在斯洛文尼亚,听说震中在汶川,立即想到了绵竹,赶紧打电话询问年画博物馆和老艺人有没有问题,并叫基金会设法送些钱去。那期间,震区如战场,联系很困难,各种好消息坏消息都有,说不上哪个更可靠。回国后,便从四川省民协那里得知年画博物馆震成危楼,没有垮塌,两位最重要的老艺人都幸免于难。但一个画乡棚花村已被夷为平地。更具体和更确凿的情况到底怎样呢?
这次奔赴灾区,首先是到遵道镇的棚花村。站在村子中央,环顾四方,心中一片冰冷。整个村庄看不到一堵完整的墙。只有遍地的废墟和瓦砾,一些印着“救灾”二字的深蓝色小帐篷夹杂其间。村中百户人家,罹难十人。震后已有些天,村民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开始忙着从废墟里寻找有用的家当,但没人提年画的事。人活着,衣食住行是首要的,画画的事还远着呢。
茫然中想到,最要紧的是要去看另外两个地方:一是年画博物馆,看看历史是否保存完好;二是看看两位重要的年画传承人——老艺人现况到底如何?
年画博物馆白色的大楼已经震损。楼上的一角垮落下来,外墙布满裂缝。馆长胡光葵看着我惊愕的表情说:“里面的画基本上都是好好的,没震坏。”他这句话是安慰我。我问他:“可以进去看看吗?”眼见为实,只有看到真的没事才会放心。
打开楼门,里边好像被炸弹炸过,满地是大片的墙皮、砖块和碎玻璃,可怕的裂缝随处可见,有的墙壁明显已经震酥了。但墙上的画,尤其前五年看过而记忆犹新的那些画,都像老朋友贴着墙排成一排,一幅幅上来亲切地欢迎我。又见到《骑车仕女》和那对“填水脚”的《副扬鞭》了,只是玻璃镜面蒙上些灰土,其他一切,完好如昨。我高兴地和这些老相识一一“合影留念”,然后随胡馆长去看“古画版库”。打开仓库厚厚的铁门,里边两百多块古画版整齐地立在木架上,毫发未损。看到这些在大难中奇迹般地完好无缺的遗存,我的心熠熠地透出光来。
当我走进老艺人居住的孝德镇的射箭台村,心中的光愈来愈亮。当今绵竹最具代表性的两位老艺人,一位是李芳福,今年八十五岁。上次来绵竹还在他家听他唱关于年画《二十四孝》的歌呢。他的画风古朴深厚、刚劲有力,在绵竹享有北派宗师的盛名。地震时他在五福乡的老宅子被震垮了,现在给儿子接到湖南避灾,人是肯定没事的,灾后一准回来。另一位是南派大师陈兴才,年岁更长些,人近九十,身体却很硬朗。我见到老人便问:“怕吗?”他很精神地一挺腰板说:“怕什么,不怕。”大家笑了。他的画风儒雅醇厚,色彩秀丽,多画小幅,鲜活喜人。这几年,当地重视民间艺术,老人搬进一座新建的四合院。青瓦红柱,油漆彩画,当然都是自家画的。房子很结实,陈氏一家现在还住在房内。北房左间是陈兴才的画室;右间里儿子陈云禄正在印画;东厢房也是作画的作坊,陈兴才的孙子和邻家的女孩子都在紧张地施彩设色。这些天,全国各地来救灾或采访的,离开绵竹时都要带上两三幅年画作为纪念,需求量很大,在绵竹市大街上还有人支设帐篷卖年画呢。绵竹年画反变得更有名气。如今陈家已是四世同堂。两岁的重孙儿在画坊里跑来跑去,时不时也去伸手抓画案上的毛笔,他将来也一定是绵竹年画的传人吧。
我说:“只要历史遗存还在——根还在,杰出的艺人和传人还在——传承在继续,绵竹年画的未来应该没有问题。”
民间艺术生在民间。民间是民间文化生命的土地。只要大地不灭,艺术生命一定会顽强地复兴的。
在受灾最重的汉旺镇那几条完全倾覆的大街上考察时,我端着相机不断把发现的细节摄入镜头。比如挂在树顶上的裤子,死角中一辆侥幸完好的汽车,齐刷刷被什么利器切断的一双运动鞋,带血的布娃娃,一盘被砸碎的《结婚进行曲》的录音磁带和被绕在一团钢筋中大红色的胸罩,时间正好定格在下午两点二十八分的挂钟……忽然我看到从废墟一堆沉重又粗硬的建筑碎块中钻出来一根枝条,上边新生出许多新叶新芽,新芽方吐之时隐隐发红,好似带血,渐而变绿,生意盈盈,继之油亮光鲜,茁壮和旺盛起来。它忽地唤起我刚刚在射箭台村陈家画坊中的那种感受,心中激情随之涌起,不自禁一按快门,咔嚓一声,记录下这一倔强而动人的生命景象。
关于北川,还有一件小事没有写进上边的文章。但要记在这里,就是北川县文化馆馆长送我厚厚一本北川地震的相册。里边的照片都是震后第一时间拍摄的。由于画面极其惨烈,过于刺激,全没公开发表过。其中北川中学大批学生死难现场的景象,令我心如寒冰。我在北川废墟中特意抽出一本被砸烂的学生的课本,与这本惨烈的相册,一并作为苦难的见证珍存起来。
随后我们与四川文联一起在西南民族大学举行为期一天的学术性会议。研讨羌文化抢救的对象及最有效的方式。对于羌文化的研究,历来四川水平最高。许多高水平学者聚在成都,他们长期从事田野工作,对羌文化所知甚深,把握精确。这些年一部几十万字集中各学科羌文化研究成果的大型工具书《羌族词典》和探讨羌史中最重要的族源问题的著作《羌族史》和《羌族历史问题》等,都是羌民族研究卓有成绩的进展。近年来,随着文化遗产学渐热,羌文化研究开始磁石般吸引学界的关注。学坛方见曙色,却陡然被死一般的黑暗所遮蔽。台湾学者王明珂从历史人类学角度的田野研究著作《羌在汉藏之间》,几乎就是在汶川大地震的当天摆到书架上的。书中很多照片头次见到,但照片里的人物与景象恐怕再也见不到了。不仅如此,北川文化馆内专事羌文化研究的六名馆员全军覆没。五层楼的文化馆连同收集多年的数百件羌族文物,都被压在瞬间从县城外移到城区中心几十米高的山体下。这样,此次会议上专家们的发言就极其珍贵和重要了,处处都是宝贵的线索和极有见识的意见。
这次会议决定:一,将会议发言整理出一本论文集;二,在成都成立紧急抢救羌文化工作基地;三,将考察成果和专家们建议写成“建议书”,呈报国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