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这些天王蒙被作家协会冠之以名誉头衔，有人便在网上问：王蒙老了吗？还有人跟着发出“怀念王蒙”的感叹，以为王蒙要从文坛退休下岗了。

　　前几年，王蒙还洋洋得意於自己的“满头青丝”，近半年叫人见了一怔，飘在他头顶上头发缘何也像深秋的荻花一样灰白了？我忽然想起数年前与王蒙一同在爱尔兰的都柏林拜谒肖伯纳故居时，看到肖公书房内一切如旧，连曲别针也在桌上，不在的惟有肖伯纳本人。王蒙对我说：“看来生命还是最脆弱的。”想到这件事，心里真有点感慨。王蒙真的老了？

　　可是过两天在书店里，却见王蒙几本新书摆在那里：《尴尬风流》、《苏联祭》和《自传》，让我心动，让我强烈地感到——他现在的写作不还是轰鸣一般的如在盛夏？特别是《苏联祭》中对那些影响了我国半个世纪的种种文艺观念是非曲直的思辨，其犀利和清晰仍然让人感到他头脑之透彻。读《尴尬风流》，他的幽默机智和快乐的天性亦依然故我。这也使我联想到他的同时代人。比如李国文的随笔、从维熙的散文、邵燕祥的杂文，哪一支笔有枯竭之感，不是反而更加挺劲，更加自如？他们何老之有？

　　其实作家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生命，一个是艺术生命。生理和肉身的生命是物质的，一定会老化，反正王蒙、维熙不能拔河踢毽前滚翻了。但艺术的生命却不是这样，因为艺术生命是精神的、情感的、思想的、创造的，不一定和肉身的消长同步。只要手中的笔还是激情的、发烫的、鲜活的；只要对社会人生心怀兴趣与责任，作家的生命依旧如日中天。

　　当然，作家艺术家的年纪大了，未必还会像年轻时那样工作，未必还能秉烛夜耕、日书万言，未必还去拼大部头的长篇。青年时代心怀浪漫去吟诵《女神》的郭沫若，晚年便沉入种种历史的追究中。鲁迅也是一样。他后期很少再写小说，主要的写作方式改为杂文。可能因为文字的思想比形象的思想更能直插现实的症结。作家分为两种：一种作家一生都在写小说，从年轻写到暮年，比如老舍、奥·亨利、契诃夫和莫伯桑。他们属於艺术性的作家，更应称做小说家。还有一种作家小说之外也写随笔、杂文、社会文化批评，直接介入和参与时代的理性思考。这是一种思想性作家。其中杰出者更接近“文学家”的称谓。比如鲁迅、雨果、托尔斯泰等等。这后一种作家，常常在写作前期以形象创作为主，后期偏重於形而上的思考。然而当他们一旦从写小说的形象思维进入社会文化批评的理性思维，就很难再回去。余华不是写了几年艺术随笔之后，发觉返回小说很困难吗？不过他还年轻，想象充沛，到底还是回到《兄弟》中了。

　　年轻时，未来多，未来是空白的，是一个博大的空间，易於小说和诗歌创作时想象的挥洒。年岁大，经历的现实多了，精神活动渐渐转为理性。除去少数作家如泰戈尔把诗歌一直写到耄耋之年，大多作家的晚年还是偏重於理性。比如巴金、钱钟书、孙犁等等全是这样。理性的果实往往成熟於作家写作生涯的后期，它却十分重要。再比如巴金，如果没有他晚年的《随想录》，我们对“作家的良心”的感受与认知就会凭籍有限。是《随想录》终结性地成就了伟大的巴金。

　　因此说看一个作家，不仅要看他盛年力作，还要关注他晚年的思想与文字——看他全部的心灵历程。只要这个作家是用心灵写作，心灵才是他的文学真正的一贯的隐性的主题和主人公。

　　故而，我很关注年长於我的作家们不断写出来的新的文字，因为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到他们在思考什么，有什么突破性的人生发现与人生认识。当然，也可能超然世外，以笔墨自娱；也可能思想止步，笔尖只在原地徘徊。写作是寂寞的，作家们个个踽踽独行。他们总是要在稿纸上走到个人的极致，倾力完成一篇又一篇的作品，但只有在他们全部作品完成之时才真正完成了自己。这时，他人生与艺术的得失，以及成就与局限，品格与过错，勇气与无奈，金子与垃圾，全都清清楚楚摆在那里了。对於作家来说，没有一行字是没用的，都是它的见证。

　　当作家最终放下了笔，他的艺术生命终结了吗？还是没有。因为此时它已经把这生命转移到作品上。作品自己开始了能否长久存世的全新的历程。作家的个性、气质、所思所想、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依然在作品的字里行间里有声有色的表现着，并使我们活脱脱的感受到。从真正文学的意义上说，作家是不会老的。还是让我们关心作家们源源不断地来自心灵的文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