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范克俭舅舅。一九四二年，范克俭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我姥爷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长工。东家与长工，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几个月时，便认我姥娘为干娘。俺姥娘说，一到吃饭时候，范克俭他娘就把范克俭交给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裤腰里。一九四九年以后，主子长工的身份为之一变。俺姥娘家成了贫农，范克俭舅舅的爹在镇反中让枪毙了；范克俭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银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说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没享，就跟着受了几十年罪，图个啥呢？因为她与范克俭舅舅结婚于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几十年中，我家与范家仍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见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亲眼见俺姥娘拿一块月饼，像过去的东家对她一样，大度地将月饼赏给叫“娘”的范克俭舅舅。范克俭舅舅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与范克俭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树下（这棵槐树，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忆一九四二年。一开始范克俭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为何物，“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这时我想起他是前朝贵族，不该提一九四九年以后实行的公元制，便说是民国三十一年。谁知不提民国三十一年还好些，一提民国三十一年范克俭舅舅暴跳如雷:

    “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

    我吃惊:

    “三十一年为什么坏?”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俺家烧了一座小楼!”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三十一年烧小楼?”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吗?”

    我答:

    “是呀，是大旱!”

    范克俭舅舅:

    “大旱后起蚂蚱!”

    我:

    “是起了蚂蚱!”

    范克俭舅舅:

    “饿死许多人!”

    我:

    “是饿死许多人!”

    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

    “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刀、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

    我为穷人辩护:

    “他们也是饿得没办法!”

    范克俭舅舅:

    “饿得没办法，也不能抢明火呀!”

    我点头:

    “抢明火也不对。后来呢?”

    范克俭舅舅诡秘地一笑:

    “后来，后来小楼起了大火，麻秆浸着油。毋得安一帮子都活活烧死了，其他就作鸟兽散!”

    “唔。”

    是这样。大旱。大饥。饿死人。盗贼蜂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