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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创作论
一 思想
写作之前,没有充分的思想的酝酿,常常只是凭着一点朦胧的概念,思想还没有在作家的心里形成,就奢望自己的作品能教育大众。作者心里还只有一句口号,任你有多大的才能,敷衍成千万言的文字,内容无非还是那么一句口号,有时甚至还不如那一句口号来得简捷。在写作之前,在心里发个崇高的、无愧于祖国现实的心愿吧。但心愿是容易发的,困难的还是在深刻地认识一种生活,才能发出那种切合于人民生活实际的心愿。这就需要认真地去熟知生活积累感受,那时才会真正有一个不是口头说的,计划写的,而是见于我们的作品里的具体主题。
二 题材
三 白描
没有性格的差异。这样的描写,繁复或是简略,都成了无谓,和白描的精神是背驰的。
论情节
为了表现一个先进人物,喜欢把他放到一种特殊的境遇里。作者使女主人翁在临产之前去编筐,结果把小孩产在柳子地里面,普通的是叫主人公带病工作或是在新婚之夜去加班。并不是说,这些事迹不可能有。比这些更严重的事情也会发生。但要看发生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在什么环境里才有必要,才能构成真实的合理的情节。
艺术的高潮应该是情节发展,最后达到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读者几乎是不可抗拒的。终卷以后,读者被艺术的思想感情俘虏支配,这就是作品最后的成功。
论风格
如果离开一个作家的思想和生活,就没有办法探究和理解作家作品的风格。在作家方面,如果不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前进和生活充实,而只是希望造成自己的风格,他就永远不会获得任何的风格。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的作者自白,就是曹雪芹的全部的创作纲领。他用空空道人和石头的对话,批判了他不喜欢的野史小说,这些小说主要的缺点是:
(一)假借名色。(二)淫秽恶臭,最易坏人。(三)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四)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五)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
如果作家的生活和思想都是充实的、战斗的、积极为人生的,那他的作品就像是生长在深山大泽的树木一样,风格必然是奇伟的。否则,即使作家精心修饰,他的作品也不过是像在暖室里陈设的盆景一样。在暴风雨里长大的才能是海燕,在房檐上长大的只是家雀。它们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
如何写传记
人物传记,自古以来,看作是历史范畴。它的写作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忌恩怨、忌感情用事。传记所写是历史,只求存实。
如何写游记
文人的游记,浩如烟海,代有名家。但真正能传世感人的,也并不太多。尝以为游记一体,应该具有以下几种内含:
论真情实感
所谓感情真实,就是如实地写出作者当时的身份、处境、思想、心情,以及与外界事物的关系。写出这些,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一触及文字,很多人就做不到。文字是很敏感的东西,其涉及个人利害,他人利害,远远超过语言。作者执笔,不只考虑当前,而且考虑今后,不只考虑自己,而且考虑周围,困惑重重,叫他写出真实情感是很难的。只有忘掉这些顾虑的人,才能写出真诚的散文。
有些散文,其不足之处,可以归纳为:
一,所记事物,缺乏真实深刻感受,有时反故弄玄虚。
二、情感迎合风尚,夸张虚伪。
三、所用词藻,外表华丽,实多相互抄袭,已成陈词滥调。
论散文之虚实
散文不能多产,是这一文体的性质决定的。第一,散文在内容上要实;第二,散文在文字上要简。所有散文,都是作家的亲身遭遇,亲身感受,亲身见闻。
中国散文写作的主要点,是避虚就实,情理兼备。当然也常常是虚实结合的。由实及虚,或因虚及实,如《兰亭序》。这也可以解释为:因色悟空,或因空见色。这是《红楼梦》主要的创作思想。所谓空灵,就像山石有窍,有窍才是好的山石,但窍是在石头上产生的,是有所依附的。如果没有石,窍就不存在了。空灵的散文,也是因为它的内容实质,才得以存在。
散文对文字的要求也高所谓文字漂亮,当然不仅仅是修辞的问题,是和内容相结合,表现出的艺术功力。
中国散文之规律有二:一曰感发。所谓感发,即作者心中有所郁结,无可告语,遇有景物,触而发之。二曰含蓄。人有所欲言,然碍于环境,多不能畅所欲言;或能畅所欲言,作者愿所谈有哲理,能启发。故历来散文,多尚含蓄,不能一语道破,一揭到底。散文如果描写过细,表露无余,虽便于读者的领会,能畅作者之欲言,但一览之后,没有回味的余地,这在任何艺术,都不是善法。
小说杂谈
读《红楼梦》贾政笞挞贾宝玉,贾母和贾政的一段对话很受感动,按说,贾政和贾母,都不是我喜爱的人物,为什么引起我的同情呢?后来才知道,这是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薛宝钗劝说薛蟠的那一段是兄妹之间的伦理。王熙凤念道贾琏在路途上的事,是夫妻之间的伦理。读起来也是动人的。小说既是写社会,写家庭,写人情,就离不开伦理的描写。近年来,小说中很少见伦理描写。特别是少见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描写。
体用
“五四”以后,中国新的白话小说,在形式上已经和传统的小说很不相同,可以说是欧化了的。这种小说的形式,就好像长江、黄河一样,一旦发源,就形成了自己的广大流域。再想改变这种形式,是不可能的。如果文学也像当时的政治经济一样,只求依赖欧美,醉心形式主义,那它在当时就会失败了。这是因为,新的小说,虽在形式上吸收了外国一些东西,这究竟是属于“用”的方面,其本体还是中华民族的现实生活。用本民族现实主义的生活内容,驾驭西方的比较灵活多样的形式,使作品内容的生命力,得到更完美的发挥。也有人单纯追求外国时髦的形式,在国内作一些尝试。但因为与中国现实民族习惯、群众感情格格不入,他们多是浅尝辄止,寿命不长,只留下个轻浮的名儿。(此文作于81年,先锋小说尚未出现,但说到底,是中国社会还没进入欧洲的后现代,所以强行推广“先锋”确难实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邓的小说,语言流畅,熟悉掌故,情节紧凑,并有出人意外的惊人之笔。凡小说,材料为基础,主题为导引。主题之高下,取决于作家的识见。作品三分之二写解放前故事,三分之一写解放后,主题何在呢?如果重点放在解放以后,或许社会意义和认识作用会更大一些。作家却把重点放在了前面,就使这篇小说成为京华街头巷尾谈论的逸闻轶事,有本末倒置之感。就取材来说,取材旧社会,应该说是远的;取材解放以后,应该说是近的。对观察体验来说,远的间接,近的直接。写间接难,写直接易。今作者反其道而行之,是舍易而取难呢,还是因为对难易的看法正相反呢?(确是主题不同,邓友梅写逸闻轶事,但作者本意也确在此,而非像汪曾祺写云致秋,为交代其悲剧故将重心放在解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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