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地产报记者 李鹏 深圳报道

原定于今年开始实施的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在尚福林新任银监会主席后，确定延迟执行并将做适当修改。这给了银行界一个在资本监管方面“喘一口气，再提点建议”的机会。
在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建议，应以资产规模和监管评级为主要标准分类监管，并建立能上能下的动态监管方式。
    3月7日，闫冰竹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银行监管体系的划分主要基于银行设立方式的不同，分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五大类。他称之为“出身论”。
    这种出身的不同，不但导致五大类银行在监管指标上的差异，还随着商业银行监管新准则的出现，影响了诸多业务的开展，如跨区域经营——北京银行是目前城商行中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也是跨区域经营战略明确、投入力度最大的银行之一。“经过这20年的发展，按出身制定监管标准，不能有效体现监管政策的导向作用，也难以发挥监管政策对银行业风险防范的功能。”闫冰竹称。

就此，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3月8日公开表示，银监会去年下半年已经开始研究调整分类监管标准的可行性，将综合考虑资本、风险、内控、系统重要性等因素，根据一系列指标做出符合国情的划分。“未来有望据此决定哪类机构可以跨区域经营。”
    “这是尚主席赴任后一个确定的工作方向。”3月7日，银监会法规部一位官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月中旬召开的2012年中小商业银行监管工作会议已明确，在严守风险底线的前提下，银监会将致力于提高对中小银行的监管效能，分类监管是配套举措之一。
    就如何进行分类监管，闫冰竹建言，应以银行资产规模为基础，但不迷信规模。要以监管评级为基础，以资产规模、风险防控以及其他要素作为标准进行全新分类，实行差别化监管。同时，要根据经济环境变化和商业银行发展，实施动态监管，定期对分类标准进行调整，使监管政策顺应银行业发展实际，以激发银行体系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系统重要性银行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也应成为未来银行分类的一个重要方向。”
    前述银监会法规部官员向本报记者透露，银监会内部研究的结论也承认，“系统性风险与规模密切相关。银行规模不同，业务关联程度风险控制能力也显著不同。”
    去年以来，围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制订和征求意见，银监会起初考虑在现行的分类监管制度基础上，拿出更加具体的监管措施，初定是将资本充足率超过8%的银行按照其实际的资本充足率水平细分为3~4类。
但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当前银行资本充足率已基本达到了最低监管标准，过去的那种简单分类监管的有效性可能不明显，银监会调整分类监管标准势在必行，比如会重视对银行风险以及风险管理能力的审慎评估，中小银行监管会向联动监管、差别化方向发展。”不过，这位银监会法规部官员坦言，这种调整离闫冰竹建言的分类监管还有不小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