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岿：新拆迁条例不会“胎死腹中”
　　
　　■中国房地产报 记者  李红梅 北京报道
　　
　　近日，一则《专家称新拆迁条例或已胎死腹中》的报道让人们再度聚焦“新拆迁条例”的未来。
　　在2009年底，北京大学法学院的5位学者：姜明安、沈岿、王锡锌、钱明星和陈端洪以公民建言的形式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废止或修改已实行8年的《拆迁条例》。此后，国务院法制办在2010年1月29日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然而从意见稿公布至今时间过去了半年，新“拆迁条例”仍无出台时间表。
　　新拆迁条例遇到了哪些阻力？它未来的命运如何？如何实现人性化拆迁？本报特专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
　　中国房地产报：近日，有媒体报道《专家称新拆迁条例或已胎死腹中》，作为最早上书修改拆迁条例的学者之一，你如何解读此新闻？如何看新拆迁条例的未来？
　　沈岿：我觉得新的拆迁条例不会胎死腹中，也不会夭折，只是它面临的阻力很大。从2007年开始，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改的时候，当时中央已经注意到旧的城市管理法存在问题需要修改。2009年出现了一系列惨痛的暴力拆迁事件，才会引起我们进一步提出审查建议，希望可以推动这个修改。
　　新条例现在还没有正式出台，但据我最近了解，中央仍在研究如何制定新条例，特别是在研究《土地法》怎么样来修改，从而保证农民的土地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被拆迁时他们所应该获得的合法权益。从这些来看，新的拆迁条例不会胎死腹中，也不会夭折。不过要做好耐心等待、共同研究、共同解决问题的心理准备，包括长时间的准备。就条例本身来讲，快一点的话有望今年年底出台。如果要一系列配套制度都能改革，可能还会拖更长的时间。
　　中国房地产报：一晃已过近半年，以此征求意见稿为蓝本的新拆迁条例迟迟未能出台，作为上书者之一，你对此有何感受？这暴露出了什么问题？
　　沈岿：当时提出审查意见之后，我进一步去研究这个问题时，发现问题的解决的确面临很大阻力。一是观念层面上的，过去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关注经济总体发展的时候，对个人产权是不够重视的。这种观念通俗来讲就是我们要把蛋糕做大，怎么来分是次要问题。现在比较强调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但是城镇化、工业化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农民失去土地的基础上，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农民土地征收没有得到应有补偿的时候，更激化了农民跟政府的矛盾。我从侧面了解到现在一些地方矛盾激化已经到了引起规模群体事件的地步。现在必须要由政府来转变观念。在保证社会经济总体发展的同时，现在应该把天平更多地倾向个人产权的保护。包括对农民土地及在土地上应有权益的保护。
　　中国房地产报：你认为现有拆迁制度是否到了必改不可的时候？
　　沈岿：肯定是必改不可的。旧的拆迁条例存在很多问题。制度层面没有征收环节，另外没有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三是虽然补偿的标准定为市场价，但政府部门委托的房地评估机构往往给出的价格很低，无法保证公立性。四是对暴力拆迁的制止是不够的。这些仅仅指的是城市拆迁管理制度上的原因。如果涉及到农村，也涉及到相似的问题。
　　虽然城市和农村拆迁制度都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但必改不可不等于马上废掉一个旧条例。新的条例既能顾全社会总体经济发展需求，又能照顾到个人产权的保护，两者实现平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反对完全按《宪法》、《物权法》两个很抽象的概念直接废止《拆迁条例》，这样会造成制度真空期，暴力事件会越来越多，后果更可怕。旧条例是一种制度，在某些方面还有一些可操作性规定，对产权人是有一定保护的。
　　中国房地产报：有网友认为由政府相关部门主导的新拆迁条例换汤不换药，你怎么看？
　　沈岿：新的条例要解决上面旧条例存在的问题，即使用革命的方式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这里面还涉及到更大的如司法改革等诸多问题。在稳步改革中，有些是必须要承受的。严格来讲，人个产权的保护是相对的，会受到限制。任何国家都会去承受这些。
　　中国房地产报：那么如何实现个人产权保护最大化？
　　沈岿：第一，宪法确定的个人产权保护基本原则，政府或国家只有为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征收个人财产。在这个原则下，在非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是不能侵犯个人产权的。第二，当不得不服从公共利益的需要时，不能无偿收归国有，应该把补偿定在一个合理的标准，实现个人产权最大化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