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巴尔扎克写出《葛朗台》，但巴黎市长在城市公共防灾应急系统的投入却绝不像书中主人公那样吝啬。——联合国人居署官员让·居埃尔

今夜有暴风雪

■中国房地产报   胡安东/文

可以想象，三分之一的中国人都会在今年春节期间，盼望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员不再说出“今夜有暴风雪”这个词。

这场雪灾对中国而言不仅仅是数字上的经济损失，更多的是民众在心理层面对城市公共系统这根脆弱神经的担心，以至香港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向温总理提问“如何面对这场雪灾带来的影响”时，总理以“天变不足畏”作答。

一座城市有没有幸福感，关键要看它有没有安全感，而有没有安全感，则大部分取决于我们有没有一个外部条件良好、内部反应迅速的城市公共保养和应急系统。两年前，我在一家负责中国城建报道的媒体供职时曾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例，北京京广桥附近的三环路发生塌陷，当时在场的项目负责人居然不知向谁报告，是向建委还是向市政公司？是向地铁公司还是人防办？是向水务局还是道路桥梁处？犹豫再三，这位项目负责人只得向110求助。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上面所说的城市公共应急系统“无人牵头”只是一种表象，更多的还是在突飞猛进的城市化面前，我们把大多数精力都放在地面的开发上，而对地下投入少之又少。一些城市领导人宁愿在一些地标建筑上一掷千金，却在投资地下管网上做一个吝啬的“葛朗台”。可以说，我们的很多城市“地上是天使，地下是魔鬼”。

经常到中国出差的联合国人居署官员让·居埃尔曾这样评价中国城市：“市长们都更愿意把钱花在地面建筑上，而地下公共系统却说不清，道不明，理又乱，复杂得人在灾难时不得不为那里的安全”担心。他还拿巴黎作对比：“别看巴尔扎克写出《葛朗台》，但巴黎市长在城市公共防灾应急系统的投入上却绝不像书中主人公那样吝啬。”

这样的中西之比虽显偏颇，但在巴黎生活多年的人确会发现，经常下雨的这座城市，很少有湿鞋的情形，因为当地几乎没有积水情况发生。显然，这要归功于巴黎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下大水库”，如遇雨天不仅会吸纳120亿立方米雨水的流量，而且地下纵横2347公里。更出乎意料的是，在这些宽约3米的排水道里，检修人员除了可自由行走外，甚至可驾驶小型工具车通行。难怪我们在银幕上经常看到一些反映二战的欧洲电影在“地下空间”的巷战镜头。有趣的是，为让巴黎民众有安全感，这座城市还专门设立面向公众开放的“下水道博物馆”，交代什么地方是管网连接处和庇护所。

“地下六分，地上四分”是早在中世纪欧洲城市就确立的规划建造理念，做到未雨绸缪，那些古堡式城市至今居安不危，这与中国当下一些城市“小肚鸡肠”的地下应急系统形成鲜明对比。如本次雨雪天气比较严重的南方城市，因过度追求宽马路而忽视非机动车道建设，结果摔伤事故增多，还有一些城市因采用悬索结构的道路桥梁，结果灾害时凝结在悬索的冰块融化后砸向车辆，造成人车俱损。再如一些城市因地下管网埋置较浅，造成大量水管冻裂，使民众家庭不能获得正常饮水。还有一些城市则因没从气候特点考虑种植，引进了不抗冻的名贵树木，灾害时林木受损严重。

我的老朋友马志武是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建设厅副厅长。他在灾害期间赴进贤县指导抗灾，如果按平时，从南昌出发到达目的地只需50分钟车程，但雨雪天气时耗费了整整一天一夜。这些，都是城市忽视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连接所结下的“苦果”。

三年前，我曾在北京市东城区递交的一份《公共安全研究报告》中看到，仅一条王府井步行街，就存在着包括我们经常注意不到的触电、中毒、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和特种设备伤害等潜在风险。可又有多少行人了解这条百年老街隐藏的这些危险？又有多少行人明白需要安全防范的常识？

从技术层面解读，我们现在的大部分公共安全防灾应急方案，应该比过去有所改进，但真要把它落到实处，显然不是一些“文本”中提及的那么简单。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一个基层的政府，能不能协调得动在它之上的那些权高位重的“上级单位”？

以北京为例，这里是中国政治中心，中央单位多、外国机构多、重点保护目标多，但因隶属关系的错综复杂，一套应急救援体系若要执行起来，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别说人口密度较大的王府井，就是一些小胡同，要想彻底解决存在的火险隐患，也必须得到不同产权单位的共同支持，然而因涉及各方利益，显然不是一级基层政府所能解决的。

我们知道，一套城市防灾应急系统的建立，除了涉及规划、建设、园林、公共环卫、文物部门外，还必须得到公安、消防、卫生部门的大力配合。假如这个应急救援体系指挥不动、协调不起，甚至连个会议都召集不了，那么我们对安全防范做出的正确判断都将是纸上谈兵，更别说应对那些突发性事件了！

眼下，要让我们城市的安全系统未雨绸缪，最缺的不是技术手段，不是政策文本，而是强大的公共协调权，也就是说应急指挥系统由谁说了算，更重要的是紧急状态下听谁下达指令。如果不解决协调机制的问题，多么清晰的文本都难以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