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房地产报》 记者 吴林 /文

一次采访某媒体集团，颇费周折。先是给其指定的公关总监发去采访提纲，被告知采访事宜已转交媒体主任，联系该主任，对方问曰：“我们有好几位老总，你想采访哪一位？”笔者不禁略感茫然，心想，每位老总具体负责何事项，哪是我等外人所详知。电话中却不得不礼貌地详述采访目的，并告知只要采访相关部门负责人即可，而无需劳烦老总们百忙中抽空。

结果是：在联系多次，等待许久之后，笔者采访到了某位老总。然而在涉及具体业务时，该老总的回答却是：“这个问题嘛，还要我向具体部门的负责人询问后才能回答。”

其时，新闻性已失。

在信息化的时代，企业出于维护自身形象的考虑，对媒体严守口径，可以理解。但除去对待媒体的态度，笔者更想获知的是，其公司内部的制度是否同样被严格遵循，这样僵化而难有通融余地的制度是否真的对公司发展大有裨益？

管理学发展至今，已颇为完善，而工商管理硕士的盛行，则使得“言必谈制度”的风气大为盛行。然而，在企业确立其管理制度的时候，不知管理层是否扪心自问过，制度确立的目的是什么，制度是否在施行过程中为此目的的实现增加了砝码？

不禁想起某次和一位IBM前销售总监的闲聊。他对IBM“speak up”的制度有很多感慨。在IBM，所谓“speak up”指的是向上反映，然而这并非一步到位的，而是逐级上传。也就是说，当直接决策者得知某位级别较低的下属的意见时，也许时效性已无。当时，他感叹道，从这个角度看，IBM是一个大国企。

细细思考，他的这句话恐怕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国企的效率是低下的；其二，在外企中办事本应是高效的。事实上，在找工作时，身边很多以外企为目标的朋友，除了在乎工资高、福利好等物质条件外，就是向往外企完善的制度，尤其是高效运转的机制。

然而，外企不似外企而类国企，却是笔者在和很多外企人士接触中听到的感慨。一位多年以进入外资银行为荣的朋友，也正身陷某外资银行制度化的漩涡中，愁绪在心。

其实，不论是外企还是国企，其目的始终离不开对利润的追逐，即使其如何用“给员工创造开放的环境”等诸如此类的语言粉饰“太平”，也无法回避这一现实。既然如此，制度的建立，部门的设置，就应围绕此目的进行。

这么看来，也许上述那家媒体集团，可以思索一下，公关总监和媒体主任的工作是否有重叠和差异，两个职位是否能合二为一。如此一来，上司在布置工作时，外界媒体在联系采访事宜时，就能够有的放矢了，而不至于在采访中，公关总监和媒体主任轮番跟记者换名片，而记者下次再联系采访，因为不清楚负责者而又摸不着头脑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企业要增加利润，则势必是在节省成本和增加营业额上作文章，即开源节流。如果制度的完善意味着分工的细化、职位的增加的话，那么，所付出的人力成本可能会极为巨大，最终得不偿失。

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把企业的制度比作一条珍珠项链的话，则企业中的每一个职位就像其中的一颗珍珠，珍珠的数量越多，则项链的价格越昂贵。然而，这条珍珠项链的买主，只不过希望它长至足够围住自己的脖子，而非下垂至脚部，价格超乎所需，也并不美观。

分工细化给人的另一个感觉是，企业老总过于希望权力分散而非集中于一个人手中。据说，某广告公司一个项目组只服务于一个客户，但组中却有四五个客户经理。笔者曾好奇地问一位公司职员，这么多人有必要吗？得到的回答是：“大概是老总不想让一个人权力太大吧。”不禁哑然。仔细想想，此番回答有揣测的嫌疑，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么多人干着一个人可以胜任的工作却是事实。

实际上，任何一项看似完美的制度，都有其无法触及的地带，企业制度如是，法律制度亦然。于是，在制度愈趋精细的今天，有人重提人性的力量和道德的建设。

在采访以色列一家安防企业时，其CEO的一句话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他说：“在跨国贸易中，书面合同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我们和在华合作伙伴之间，是像兄弟般的相处。”

如该企业这般，在华寻找总代理，而非自建渠道的外企可谓不胜枚举，但如其这般和在华总代理捆绑式发展的却并不多，而其对总代理公司的态度却非常开放。它们共享一个网络，总代理公司人员可以随时看到该公司的动态，并且可以随时前往以色列总部，任何一个部门对他们都是开放的。

笔者曾问这家以色列企业的CEO，不怕产品技术泄漏，没有用必要的制度去进行限制吗？毕竟，国内盗版的能力举世闻名。他只是简单一句：这是基于对彼此的信任。

事实上，这两家公司已经共同发展了10年。以色列企业从中所获益的是，中国公司成为其在华的研发机构，从而实现其产品的本土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它并未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

马丁·路德·金说，他有一个梦想，希望黑人和白人兄弟能坐到一起，而笔者也有一个幼稚的梦想，希望以后联系采访时，能有直接负责人士应对，而无需在各部门间百转千回，哪怕他直接告知，这个问题不予回答。

因为，这背后隐藏的，也许是程序的简化和制度的合理，以及对人性的信任。

也许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人性的呼唤并非是对制度的否定，制度缺失之后的混乱决不是笔者希望看到的，然而，既然制度是人制定的，那么如果对制度的遵循导致了信息传达的困难、效率的低下、人心的隔绝，制度本身就有大问题了。

就如同，饮食文化是人创造的，但如果吃了纷繁复杂的菜品，而导致上吐下泻，就没有喝碗白粥，吃几片菜叶子来得轻松了，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