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四北大街107号是建筑师扎堆的地方，这里聚集的大都是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名度颇高的建筑界的“前辈兄长”。
与之一街相隔的板桥南巷7号，便是生于70年代、初为众人识的马岩松的MAD（寓意“疯狂”）工作室。
2006年3月28日，“玛丽莲·梦露”投标设计图在加拿大中标后，在建筑领域引发了一场空前的争论，马岩松也一时成为中国建筑领域的“风光人物”和“众矢之的”。争论者分为两大阵营，一半是非业界的追捧，一半是建筑学者的沉默和忧虑。

面对各种表扬和评论，马岩松却总是一脸无所谓的笑。

扣开MAD工作室的玻璃门，记者面前的马岩松恰如时尚杂志封面上的他：一身休闲的打扮、一副活力的身形、一张没有皱纹的脸、两道浓眉、一双有点冷的眼睛、两簇分置唇上下的小胡子。
记者落座后，除必要的礼节客套外，马岩松一直微低着头安静地看着桌面。
“最近你在媒体上讲了很多话？”记者问。
“嗯，很多记者来找我。‘说’本身也是我‘做’的一部分。”马岩松答。
“都是什么样的媒体？”
“时尚类的杂志，还有一些报纸。”
“建筑类的学术媒体有多少？”
“中标后，国外的专业媒体，我每天能收到三四个预约电话。”
“国内的呢？”
“没人找过我”。
“你分析过为什么没人找么？”
“没有。也不想分析。”说到这，马岩松晃晃身子，自嘲地向记者耸肩摆手，表示不想推断猜测。
当非建筑设计专业媒体拿出版面，让无一建成作品（上升别墅、红螺湖会所在正建中）而又桀骜不驯的马岩松“狂言”半径不断放量加长之时，代表学术界认可度的专业建筑媒体却是异常的安静，而安静本身就是一种声音。
建筑学界沉默的寓意太复杂了，可以揣摩出上万种意思，但那是件很费思量的事情，识实务的马岩松不想“庸人自扰”。
“我们真想看的是马岩松独立做出来的建成作品，而不是给大师们当计算机绘图员做出来的东西！”那是马岩松的年轻的同行们和在校的准同行们大着嗓门发出的声音。
“批评者”们表现出一种群情激愤的情绪，包括对诸多媒体喊出的诸如 “教父”、“疯狂”等字眼的不屑，以及对幕后的种种判断：“靠踩低别人抬高自己”、“贿赂记者玩包装”、“雇佣了‘枪手’搞新闻战”；“太张狂、野心太大、虚荣心太强、功利心太重、成不了大事”云云。
反面的评论令人不快，而对于这种不愉快，马岩松的神经“疲塌”得近乎顽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反正我习惯了。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统计一下这两年我挨了多少骂。”
面对各种表扬和评论，马岩松却总是一脸无所谓的笑。
他自有他的逻辑：“我的前卫并不意味着艺术，当然更不是商业的，我做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学。建筑师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盖房子的，一种是让建筑往前走的，要研究，要实践，要改变现状的。我属于后一种。

曲线的运用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我们的社会需要有更多的可能性

马岩松不只有一个“玛丽莲·梦露”，还有其他更加锋锐、超前卫的作品。遗憾的是这些设计作品至今无一成为建筑，而是大都以一种跃跃欲飞的强悍姿态静止地停留在了纸上。这也是“批评者”们批评他的理由之一。
诸如广州歌剧院西班牙加力西雅文化城、广东科学中心、长沙的文化中心、柏林犹太人纪念馆等等作品，无一不是放弃了横平竖直的线条。其中以马岩松为2002年纽约新世贸中心设计的方案“浮游之岛”最为引人注目。
“为何放弃直线，而选择曲线？” 好奇的来访者大都要如此向马发问。
“在所有的线条当中，直线是最为简单的，而曲线的运用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我们的社会需要有更多的可能性，鼓励立体交流，而且技术上又是支持的，所以观念更需要有力量的改变。”马岩松更新观念的速度使得他的作品都成为了未建成的设计图。
“我现在的作品，入围通常很容易，但最终总是很难被选用。”马岩松不回避尴尬的未建成现实。
马岩松曾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新设计力量的中坚分子“在新建筑上复活传统”，“我认为建筑师是除救死扶伤的医生之外最应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职业之一，而现在的情况是，这些‘城市医生’没有给病人他们需要的药，而是给病人他们爱吃的药，这是变相杀人。”
这种打击面甚广的话势必伤害到中坚分子们的感情，建筑学界的沉默态度该是一种含蓄的表达。
“我是批判过一些（建筑界的）‘牛人’，但并没有把他们特别是中式建筑说得一无是处。在我看来，中国建筑四两拨千斤，比库哈斯粗暴的方式更有力量。我从小生活在北京，挺喜欢北京四合院，但我们都应该继承传统的精髓而非符号。如果时代变迁，我们还是简单地模仿和复制，那才是给我们的老祖宗们丢脸！我爱北京，也爱国。”马岩松说。在参与加拿大招标中他用的单位是在美国注册的事务所，但中标后他坚持要写中国事务所。
针对“他无一建成作品，如何称为‘建筑教父’”的质疑，马岩松也正在准备着用行动给予答复。近些日子，他忙里偷闲在北京为数不多的胡同转悠，不是为了寻找童年的记忆，而是为了一个想法而奔走，为了那种期待和质疑的眼神而奔走。马岩松尽管说自己是“蔫小孩”，但却是个喜欢干脆的人，不喜欢悬而未决。
“我想找一个项目，一个建在胡同里的建筑。因为它注定逃避不了我批判过的那些社会问题。”社会阶层日益分化、自然环境恶化等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正成为马思考的一部分，甚至成了他得奖、呐喊的理由。

“中国建筑师很少能到外国去，这是历史性的一步！走出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工作。”

“跟世界对话，必须引起大家的注意，让世界知道有人发出声响来。”马用笔敲了一下手中茶杯，一本正经地继续说，“我获奖至少可以让我争取到坐在桌边的权利，而后才获得发言的机会，提出社会问题。我的目标是走出中国走到国际上去。这几年，很多外国设计师到中国来，但中国建筑师很少能到外国去，这是历史性的一步！走出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工作。”
马岩松单纯的理由看起来很美，但被刊登出来后听起来却大多不太顺耳。特别是他赤裸裸地表达出的野心和虚荣心后，更是让些行事低调的建筑精英们瞠目结舌，甚至会产生一丝忧虑。
“马岩松应该是个社会现象，当好莱坞明星现象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几乎渗透到每个行业时，本分的建筑行业也在劫难逃。当年轻设计师都想把眼睛盯在地标性建筑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位优秀建筑师看过报纸，先是惊讶马岩松的豪言壮语，后是忧心忡忡。
“建筑和医学两个行业都是不能推崇明星的，因为医学和建筑本身就不神秘，建筑师的天职是应该好好盖房子，盖好房子，而不是在没建成作品的时候在媒体上做秀似的夸夸其谈——功利心会让人产生太多的欲望，而欲望这种东西又会毁了自己！”
但不管业界的同行如何担忧，他们对马岩松的建筑设计作品却还是“冷落处存一份热心”。
比起其他圈子，有“用作品说话”潜规则的建筑圈子要显得沉稳些，不管怎么炒、怎么闹、怎么贬、怎么捧，这些多为知名“海龟”的他们，最后的眼光都会冷静地落到需要理性与感性协作完成的作品上。
“马岩松的作品有特点，国外中标是件好事，特别是马岩松特别年轻。”
“‘玛丽莲·梦露’很漂亮，很有特点，捏得很巧，如果能做出来，应该很不错。”
“‘玛丽莲·梦露’造型别致，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和什么学术价值。悬挑技术已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技术。马来西亚设计师杨经文就做过把生态环境也考虑进去的类似作品。”
“马岩松和我们走的设计路数不一样，但一个社会能容许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法为推动其前进，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可爱的。”
“这些年看到的都是一些老面孔，马岩松这个年轻人有开拓精神，有志气，非常可喜。”
……
齐欣等知名建筑师仅以个人的名义在与记者聊天时发出低沉的声响。
齐欣和马岩松的工作室隔路相望，但行为方式却迥然相异：一个内向、埋头设计，不爱多说，追求建筑的礼让精神，几乎不参与投标项目；一个性格张扬、爱说、敢说，热衷于参与地标性建筑的投标项目——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作为建筑设计界两代人的代表人物碰撞后进行深入的交流。

记者手记我无意成为一个鼓噪者，故迟迟没走近一时间频频亮相于报端的马岩松。
马岩松生于上世纪70年代，年轻气盛、壮怀激烈，敢想、敢冲特别是敢说（在媒体说）。“说”是横跨在想法与行动之间的桥梁，但在想法未来得及着陆的时候“说”，是否意味冒很大的风险？
也正是基于马岩松的无畏和坦荡，我产生了因捆绑着种种社会复杂反应而显得颇为丰富的敬意。于是，如何能站在鼓励与批评者中间，用客观中立的视角眺望各种声音的初衷，最终谋害掉了我数不胜数的脑细胞。
我并非完全赞同“批评者”们的论断——说得多了，做得就会少——但我想，即便是“把‘说’当成了‘做’的一部分”的人，在你说、我说、他们说的口水中，不被任何舆论所干扰，而始终把持住自己也并非易事。
同时，我觉得马岩松的同行的担心或许有点多余。好奇心、野心和虚荣心正是激励一个人向上的动力。
马岩松很年轻，年轻得在建筑师队伍里只能算个“婴儿”。他第一对脚印的指向或许会成为以后大踏步的方向，所以在“说是做的一部分”的前提下，他“做了哪些”比“说了什么”更令人关注。毕竟，掂量一个生命的价值，靠的是辨析其脚印的几度深浅，而非“唾沫产品”的收成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