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雄

　　这几日听到两个故事。

　　老段——我的一个老同事，老实巴交的工人。三十几年的工龄，今年大约退休了吧，工资也就有个千元左右，一家4口住着厂子里分的小套二，日子平淡得像清水一样——当朋友提到这个名字时，我脑海中很自然出现的就是这种形象。可是接着听下去，才知道如今的老段早已不是这样了：住在140多平米的大房子里；除了退休金，每月还收着1000多元的房租。

　　“呵呵，想不到，他那么本分个人儿，也学人家炒房子。”

　　“没有没有，老段还是原来那样。”朋友笑着继续说老段的事给我听。

　　2000年厂里房改，老段买下了那个小套二，那时候大儿子等房结婚，老两口咬牙卖了“市里”的房子，添钱到当时的市郊换了两套房子，自己和儿子各住一套。可是没想到短短几年间，郊区已变成了中心居住区，两套房子加起来值70多万！老两口都退了休，喜欢清静，便用儿子的名在郊区买了一套大的，用退休金和原来房子的租金供房。

　　“其实，咱们厂里，像他家这样的还真不少。”朋友末了说。

　　按他的叙述，我粗略计算了一下老段一家现在的资产，扣掉贷款还应该有80万——大半个百万富翁。一个由普通工人组成的家庭，几十年省吃俭用顶多也就攒下十几万，而因为不经意的房产置换，短短两三年时间，他们的财富就增长了好几倍。财富的变化，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更冲击着人们的意识：“为什么辛辛苦苦干一辈子，还不如人家卖一套房子挣得多？”

　　恒产与投资的概念就这样逐渐影响着保守的中国百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勤恳工作与理性投资之间寻找平衡。住宅市场化，用实际行动震撼着人们的思维，从被动使用到主动消费，再到理性投资。听听公车上、茶馆里人们闲聊的话题，就可以知道，房地产或者说房子，已经成为这个时代财富的代名词。

　　这是近日听到的故事之一，而故事之二则更让我叹息。

　　前几天，同学老潘很兴奋地告诉我，他把城西那块15平方米的老房子卖了3万块，给农村上来的小伙子。小伙子前一阵帮他们家新房子装修，诚实肯干，人厚道……

　　老潘在说这个故事到时候，好像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

　　“有恒产者有恒心”，当我们把城市化与建立和谐社会两大宏伟目标具体到眼前，会发现站在舞台中央的是游弋于城乡之间的那个群体——农民工。房地产的繁荣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新的群体，可是他们在这场繁荣中受益多少呢？

　　三九天，如果你肯到建筑工地上走一圈，你会看见工人们眼中的疲倦和无奈，甚至是隐含的焦躁和不安，这些我都亲眼见过并感受过的。那些农民工，甘心或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来到城里。在这儿，他们与城里人一样读报、看电视甚至上网，一样坐公共汽车上班下班，一样地逛街购物，体会并学习着城市的生活，也感觉自己已经像个城里人了。

　　可是，如果换了我们，心里会如何想呢？城市的奢华与自己生活的拮据形成鲜明的对比，想要拥有一个家的理想更是遥不可及。而眼看着一些“游手好闲”的城里人，却轻易赚走大把的钞票……心理在不断的失衡中麻木或扭曲。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是最接近城市的人群；在建立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他们又是这个社会最不安定的群体。城市的正常运转已离不开农民工，而他们却认为自己还不属于城市，因为在这里没有家。

　　家的概念，是中华5000年的血脉，“落地生根，入土为安”，背井离乡的人，更迫切需要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指望农民工去买商品住房肯定不现实，而几个像老潘这样的好人，也没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公共的力量，是否可以由全体纳税人出钱，收购一些旧房子，然后以低廉的价格补贴给农民工，实现他们有家的梦想，让他们在解决温饱后，真正融入这个城市。而固定人口的增长，社会公平的体现，既是城市化的期望，也是和谐社会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