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书人书事■老愚 专栏

１９９４年，亦夫处女作《土街》由书商出版，随即铺满大街小巷，粗俗的装帧设计，大胆恣肆的欲望描写，为作品烙上了“脏小说”的印记。作者自认“严肃纯粹的心血之作”，就这样活在那个迷茫的时代。

紧接着，《媾疫》和《玄鸟》相继出版，亦夫一时间风光无限。“让众多人分享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体验，无疑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快乐。”自称没有从书商手里拿到多少银子的作家，在十六年后这样描述成为“地下作家”的感觉。

书商发达的年代，好事似乎全往亦夫身上扎。１９９６年开春，新疆天山制片厂制片人、导演和对电影萌生兴趣的一位商人，找上门和作者洽谈《土街》电影改编权。剧本一个多月后便敲定，摄影、主演逐一确定，外景地也选好了。万事俱备，不料政策突变：电影文学剧本须首先通过电影局审查。这等于宣判了《土街》的死刑——“晦涩、阴暗、缺乏光明面”。非常滑稽的是，审查人员善良地建议“能否在里面加一点抗日内容？”一部以１９４８年关中土改为背景的小说，如何能与抗日挂上钩？日本人最嚣张的时候，也未踏入关中平原一步。“缺乏想像力”的编剧晕了。剧组找亦夫想办法，他仰天长啸：“此乃风马牛不相及之事！天助我耶？天亡我耶？”电影《土街》最终流产了，天山厂和投资人先期投入的数十万元打了水漂。

一字未改的新版《土街》印行后，亦夫的电影梦可以圆了吗？

夏绿特在《心理月刊》上撰文，褒奖《土街》具有三个引人着迷点：每个人都可从中看到自己；二十年前的先锋，正是今日的现实；来自土地的召唤和震颤。“亦夫营造的文学世界，自成一体，它不是用细节还原历史，而是用荒诞的故事铸建起一则寓言，漂浮在半空中，以俯瞰的方式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构成一种神秘的联系。”这个年轻人据此称，八零后才是《土街》的知音。

但在我看来，《土街》的中国电影之梦依旧遥遥无期。

“土改”是个绕不过去的坎儿，“土”街里的人物因那场革命而彻底改变了生命形态，善恶颠倒，心底里潜伏的欲望和恶力次第发作，导致一个大毁灭的结局。中国问题的根源恐怕就在于此。探讨此主题的风险不言而喻。

“《土街》页页洋溢着荷尔蒙气息，还有着浓重的死亡味道。”陈亮君所嗅出的这两种味道，也是中国人不愿意表达和接受的。尽管我们已经生活在过剩的性气味里，街上随处可见发情的男女，视觉媒介里更是色诱连连，那都是和幸福勾连在一起，如果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多半会让忌讳悲剧的读者扫兴。

语言或许也是一个麻烦。作家在作品里大量使用关中方言，故事发生地的扶风，属周朝故地，活在百姓嘴边的方言里储存着久远的文化信息，硬倔、醇厚、绵软、幽默，要让外人咂吧出其中的滋味，恐非易事。如转成普通话，成色会大打折扣。

当年小说出版后，亦夫父亲被对号入座的乡亲们的唾沫撵走他乡。对国民性中人性恶部分的剖析，有人读起来痛快，也有人会极不舒服。这个自我感觉甚好的民族，还未到能坦然接受批评的境地。去年，仿佛又到了创世元年，一些擅长于转型的觉悟者骄傲地宣称，我们不比别的民族更劣根，在劣根性面前人人平等。尽管中国已经事实上进入了无道德社会，但好面子的国人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不堪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揭疮疤的寓言作品《土街》是不可能被恩准放行的。

好在有消息说，日本导演似乎已经看中了《土街》，计划拍成原汁原味的中国电影。那句老话——墙内开花墙外香，看来又要应验了。身处樱花国度的亦夫君也可以长舒一口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