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人人都可以开口说话、动手写字，并有或多或少的听众和看客；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语言的狂欢非但没有产生精神的自由、对价值的尊崇、思想的深刻、优雅的文本，反倒像条流水生产线，批量地生产了一批又一批言词的贫乏、情感的贬值、思维的浅薄、价值的虚无。这几方面互为因果，协同作用，把人越来越训练成不会思考、拒绝思考的生物。

    语言的狂欢，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走上了巅峰。互联网带给人们诸多的便利，因此也催生了许多的懒人：足不出户、四肢闲置，尤为甚者，让许多人放弃或减少了思考。各种存储工具的使用、浩如烟海的信息任人撷取，使我们无须过多的记忆。这种思考惰性一旦形成，我们便渐渐依赖上它，进而加重了其程度。于是，处于这种惰性的人们，遇到问题、观点、信息时，总是条件反射般地求助于它。无疑，认真地、较耗费时间的思考，不但让我们难以忍受、感到不快，而且它必将引起一连串更多的思维活动，将调动起更多的神经细胞。这种由表及里、渐渐深入的思考，会让人沮丧和无趣（当然，真正好思考的人恰恰相反），人们会自我解嘲地说：有必要为如此简单的问题浪费精力吗？或者是：由此问题引出的一连发疑问，我既无力应对，那就交给那些爱刨根问底的人好了。于是，经过思维简化训练的人，在面对稍显复杂、稍需思考的问题时，则要么避重就轻要么弃之不顾，思维的惰性让我们习惯于只能接触到问题的表岑，而其核心的难以企及又使我们加重了对惰性的依恋。这也正是当今世界充斥着知道分子，而知识分子渐少、智识分子稀少的原因，这也正如梁文道所言，在一个常识缺乏的时代，懂点常识就能身价倍增，被尊为大家、大师。

    在互联网上，表达渠道的畅通（相对而言），诉说欲望的强烈，占据发言权制高点的道德心理优势等等，一并刺激着每个人的脑神经和咽喉，使得每个人在面对任何问题时都作出如下的应激反应：脑神经思考时间过短，而咽喉吐出的话语又过快，有时甚者脑神经电波还没传导到咽喉，话语就已经喷薄而出。于是，人人像个冲锋陷阵的战士，争着挤占发言权这片高地，插上大旗擂鼓呐喊，而通往这片高地的那条必经之路，却人迹罕至、杂草丛生，因为它太耗费路人的时间、精力和成本。

    于是，人们常常在事情还没搞清楚之前，就急于发表自己的高见或“浅见”。我们都像那只聒噪的乌鸦，一有风吹草动就哇哇哇哇叫个不停，非如此不足以显示这只乌鸦敏感的心灵、高亢的嗓音，可正如谚语所云，乌鸦嘴就是乌鸦嘴，它那没完没了的叫声还比不上黄鹂鸟清脆的初试啼声，尽管在充满生机的森林里，既要有乌鸦的聒噪和黄鹂的婉转，但噪声太多太大，会让外来者认为这片森林聚集的都是“乌”合之众。

    看看以下几个例子吧：从地震中逃生而被人民唾骂声几乎淹死的范跑跑，因几首跟自己毫不相干的诗备受讽刺和挖苦的赵丽华，仅仅几张难以说明真相的图片便被指摘为卖国贼的王千源......在语言的集体狂欢中，人们在预设的立场下，用以支撑观点的是道德判断、同义反复、语言暴力。而放弃了对信息真伪的辨别，对细节求证的耐心，和对真相推理过程的忽视或本末倒置。同时，这些信息、细节、推理过程中的材料、背景等，就像一座座孤零零的小岛，被包围和淹没在语言的汪洋大海中。

    因为思维的浅薄，人们时髦地执迷于一些缩略词、流行语、万用句式，比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差钱”、“将xx进行到底”、“和为贵”、“人生若只如初见”等等。这些词语在形式上似乎一语中的简捷明了，在意义上则有失精准。就像“轻”、“和”那样，一些词语在泛滥的运用中越来越模糊或失去了它的本来含义，而被附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内涵，久而久之鸠占鹊巢谬种流传。同时，对这些词语的沉迷和依赖，使人们更少求助一种词语优雅、精致的文本。于是，语言的趣味和品质越来越庸俗和低下，以至发展到了下面这种地步：想要表达愤怒时，人们脱口而出：傻逼，白痴，X你妈；想要表达赞美，只能找到有限的几个词汇：牛逼，真牛。更多时候，人们不知道说什么好，便以“无语”相对。情感的丰富、思维的复杂，本该诉诸更多的词语、该繁复时繁复该简捷时简捷的句式、慎密的逻辑严谨的论证、恰如其分的情感倾注。人们难以胜任，只好退而求其次。

    语言的贫乏造成思维的浅薄，思维的浅薄则造成了情感阀值的降低。我们的心灵，在变得越来越麻木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脆弱，脆弱到看到别人偶尔的情感流露就能流泪，麻木到对生命背后的大悲凉、处于时代车轮倾轧下的个体悲剧却是无动于衷。于是，充斥于各种杂志、报纸、博客上的小品文、千字文，让人们追捧、沉溺，并为之流下廉价的泪水，产生低层次的感动。读到一个充满自恋自伤的句子就泪流满面，看到充满了矫情、伪饰、虚假的文章也能感动得涕泪俱下。这些心灵鸡汤写写鸡毛蒜皮、小情小爱、感冒和放屁、洒洒狗血便让人“顿悟”，悟出一些经济实用的大道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离婚了就别来找我、放屁没必要脱裤子、如何嫁个金龟婿......人人都把自己变成了刘墉，靠兜售一些小聪明、小感悟、小感动来取悦大众，而对梁漱溟那样的真正思考者敬谢不敏。这种语言上的狂欢，制造了大量的文字垃圾，连带把我们的心灵也变成了垃圾场，崇高的感情、刻骨铭心的感动、对生命的渐悟和审视则成了流浪者，居无定所。

    我们说了很多，又常常是什么也没说。因为从我们的话语和文本中，看不到一以贯之的价值体系，而遁入了价值虚无的无底洞。我们都是价值的骑墙派，今天也许在为普适价值发出呐喊，明天就跑到了反普适价值的大本营中。我们反对什么不能说明真的就是反对，我们反对什么也不能推出我们就会赞成什么，我们深感价值虚无带来的无力感，却又没办法消解这种无力感，我们通过解构、反讽去尝试，并不是要去推翻和打倒被解构被反讽对象，仅仅只是因为这种方式很“酷”。我们像个价值场上的游荡者，既无所事事又四处出击。我们能得到的只是宣泄的快感，但是这种快感没有价值的支撑，又难以为继。我们迫切地感到需要说些什么，但又总是觉得自己说的“毫无意义”。这种毫无意义又助长了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指鹿为马、非黑非白。

    语言的狂欢就像一场群交运动，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兴奋点和用力点，但在目睹了别人的丑态和乱相后，又恨不得早点结束这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