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起，贵州省劳动保障部门启动农村剩余动力培训工作。2007年完成培训69万人，拨付培训补贴资金3.75亿元。但是，由于管理松散，很多资金变成了众人垂涎三尺的“唐僧肉”。

    ●贵州省劳动厅副厅长杨锦福曾说：“要切实不折不扣地执行党和国家的就业与再就业工作政策，做好培训、登记和就业推介等工作”。3年后的今天，这位要求他的下属部门“不折不扣地执行政策”的副厅长，因为插手农民工培训资金而走上了法院的审判台。

   ●全省范围内查处劳动社保系统贿赂案件专项行动，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立案查处案件150余件、170余人，全省劳动保障部门被立案的有40余人。

    ●补贴农民工的资金从中央分配到地方，然后通过地方监管部门直接发给培训机构，而农民工只是“被培训”的客体，始终没有得到资源分配，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目标在敛财的培训机构来说，农民工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指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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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农民工技能培训真相

记者 闵云霄

   “借我150块钱，可以不”？4月24日，之前接受采访的李开文给记者打来电话，他哀声叹气：找不到工作，而且之前干了又拿不到工资，准备回家。
    李开文是贵州省纳雍县羊场乡人，在贵阳客车站，手持两个馒头充饥的他告诉记者，不到4个月的时间，他外出求职无果，已是两次返乡。
    去年12月，因经济危机冲击，他无奈返乡。回家后，李开文杀了家里的过年猪，忙碌了一阵子，“趁很多人都回家过春节”的农历腊月26日，再次前往贵阳。
    10多年来，只有小学文化的李开文，辗转贵阳、浙江一些建筑工地，主要干搬运、挖土等活，日薪50到80元不等。面对将来的路，他茫然不知。
    内陆山区贵州，近4000万人口有3000多万生活在大山包围的农村，“土质不太好，种庄稼很不划算”。
    于是，外出打工，成了农民谋生的重要手段，“打工经济”，成了贵州的一个特殊名词。
    李开文仅仅是贵州省650万外出务工农民中的一个。他们外出打工所得，在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中超过35％，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全省有近一半县区的打工汇款超过财政收入。
    全省88个县市中，罗甸、遵义等25个县，纷纷成为劳务输出大县，其“劳务输出”经验被推为学习典范。
    和李开文一样，很多农民主要从事一些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工作——素质不高，技能较低或单一，是贵州很多的农民工的“硬伤”。根据公布的数据，贵州省1900多万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19.54%，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占74%，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只占5.51%。贵州抽样调查显示，至2006年底，贵州省外出农民工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仅为6.79年，比全国平均水平7.3年少6个多月。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贵州省委副主委陈万达说，这支劳动力大军，不解决好他们的就业问题，生产发展，生活宽裕就成了一句空话。
    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加大了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力度，启动了由财政补贴免费给农民工和下岗职工“民生工程”。2005年2月，贵州省委、省政府首次出台了《关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意见》的文件，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连续3年列入省委、省政府“十件实事”。

    不学白不学，学了也白学？

    然而在记者调查中，在持续了三四年的培训工作中，不少农民对各种技能培训并不很感冒：年长一代因为知识水平低，听不懂而不愿意参加。年轻一代打工返乡的农民，很少有兴趣。部分农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干脆不来，宁可去搓麻将。
    另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农民对培训“舍近求远”：同样是短期培训，很多人放弃政府部门提供的免费午餐，到一些招生广告常年轮番轰炸的职业技工学校。
    一位基层工作人员感慨：“因为他们预期这笔投资将来可以收回来。政府组织培训后的出路，比不上市场，市场是他们发自内心的。”
    一些不乐意参加培训的农民反映，“耽误工夫，还不如直接到江浙一带厂里干学徒，既学技术还有工资”。纳雍县一位农民的说法更具代表性：政府的培训班“不学白不学，学了也白学”。
    对此，一种观点是将之归因于观念落后，农民没有认识到培训的好处。另一种却完全与之相反：培训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既没有针对性也缺乏实效性，再加上一些培训机构方法陈旧，学无所用往往让农民对培训失去起码的信任。
    2009年4月25日，在修文县职业技术培训中心，贵阳女子职业学校的黄绕宇老师正在给20多名餐厅服务员的指点端盘子的姿势，餐巾纸的折叠和摆放等等。她反复嘱托：“给客人斟酒时，只能手拿杯底，不能拿杯口，否则，客人会不高兴，因为手指容易传染病毒”。
    今年18岁的邱厚美，是龙场镇幸福村农民，去年12月从浙江义乌打工回来后，在修文县一家农家乐当服务员，她对记者说，“之前还以为当服务员很简单，通过学习，觉得老师讲的东西很适用”。
    但是，对于在一家火锅店上班的李玉珍开来说，“这些在正规酒店的规范操作，我们很少用的上”。
    隔壁另一教室接受电脑培训的杜明素，身份虽是西凤社区的居民，但是下岗多年的她，手上已经长满老茧，她按照老师的要求敲打键盘，移动鼠标，认真做好笔记，“老师讲的很好，我每天回家都要温习”。她到培训班的目的很明确：先学点东西，为下一步做准备。而旁边的另一位学员却称，“学好打字，可以上网玩耍呵”。
    “我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参加培训的”，谈到清镇市就业局举办的家政礼仪及技能培训，30岁的李月英告诉记者，她学到了一些基本的家政礼仪及技能。“如果有岗位，我相信能轻松胜任”，李月英说，这一次，她是实实在在的学到了真本事。
    可是李月英的一些亲戚，在以前的培训中，却是“另一番景象”——清镇市站街镇太平村村民刘敏，去年5月曾在村里的小学参加过一次培训，“一个星期的课。因为家里忙，总共去了两次”。
    “去不去上课也没人管，而且学的内容是电工，基本上听不懂”。刘敏说，“但也没什么损失，反正只要带上身份证报个名，又不交钱，还发毛巾和一个洗脸盆”。
    谈到刘敏等人的遭遇，太平村村主任李正民在接受记者时立即大笑起来——“那是搞假的，我们村里去年自己请老师来培训了11次，这才是真功夫”。李正民介绍说，太平村有贵阳市最大的果园基地，老师直接在田间教授剪枝、防病虫害等等，“不是那种拿着课本吹出来的”。
    同是清镇市农民，李月英和刘敏的感受，为何差异如此之大？她们并不知道，这其中的转变，是省劳保厅副厅长杨锦福等官员连续出事之后，加大整治力度后的结果。
    2006年5月底，贵州省劳动厅副厅长杨锦福在雷山县调研时说：“要切实不折不扣地执行党和国家的就业与再就业工作政策，做好培训、登记和就业推介等工作，扎实为下岗失业人员办实事，当好下岗失业人员的贴心人”。
    没有人会想到，3年后的今天，这位要求他的下属部门“不折不扣地执行政策”的副厅长，却走上了法院的审判台。检方指控，杨锦福在农民工技能就业培训工作中，多次收受他人贿赂87.2万元。被贵阳市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让人吃惊的是，杨锦福受贿案还只是“冰山一角”。

    系统内的蛀虫

    自2006年6月起，贵州省劳动保障部门开始农村剩余动力培训工作。一份统计表明：2007年全省用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的项目多达十几种，完成培训约69万人，拨付培训补贴资金3.75亿元，相当于这两年中央财政转支付就业资金的33％。
    如此巨额的培训费，并没有全部花在农民们的头上。按照贵州省的相关规定，每培训一名农民工，培训机构可以获得500-800元的财政补贴。可是，其中的很大一笔钱，掉进了劳保系统官员等不法分子的腰包。
    遵义市红花岗区劳动局副局长舒秋及就业培训中心原主任张吉英就是贪婪的典型。
    2005年4月至2007年下半年，红花岗区劳动局就业办与遵义市天蕴纺织有限公司联合开展培训工作。其中，达成协议：培训结束后将一定比例的补贴款返还就业办。
    2005年7月的一天，天蕴公司一工作人员将11.6万元返还款（管理费）交给了舒秋，舒秋将张吉英叫到自己办公室后，从该款中拿出2万元“辛苦费”该工作人员。舒、张二人又从其中拿出6万元平分，余款3.6万元被两人以“福利名义”发给其他职工。
    法院还查明：2004年底，张吉英、舒秋商量后，向区劳动局局长杨国兴提议，由该局就业办向与该办联合办学机构收取“管理费”，三人初步商定按50元／人标准向培训学校收取。不久，张又提出将标准“涨价”到100元／人至140元／人不等。
    但张吉英、舒秋为了谋取个人利益，未将超标准收取的管理费交“小金库”保管。2006年2月至2007年3月，张吉英、舒秋又从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实习厂、红美职业技术学院交来的“管理费”多次私分。
    2006年下半年，原遵义纺织印染厂一批下岗工人已经培训并和天蕴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张吉英得知此事后，发现其中“商机”——张吉英、舒找到遵义仕通职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老板，在该公司并没有对这124名下岗失业人员从事过任何职业介绍的情况下，向区就业办提交了职介补贴申请，并约定补贴款到手后私分。
    一次次得逞之后，两人合谋顿生“妙计”：干脆自己临时成立学校直接套取资金。舒秋和张吉英伙同王伟、王莉等人，共同出资30万元成立了“创立职业学校”，但是学校并不开展多少培训活动，而是以每人150元的价码委托创立学校副校长刘文勇和一些社会无业人员四处游说。
    创立学校的做法是：利用赶场天在街头摆摊设点，以一个塑料脸盆为交换代价收集赶集的农民的户籍资料。
    一个让人吃惊的细节是：刘文勇还以每份资料20元的报酬，买通正安县安场镇派出所副所长袁重，分两次将派出所户口信息里的771套农民身份证资料和照片复制出来，其后两人共同组织37个虚假的“农民工培训点”，拍摄了一些所谓的“现场照片”，上百万元培训补贴款被张吉英等人套取瓜分。
    张吉英、舒秋遂于2008年7月23日一审分别判处10年、5年有期徒刑。
    早在2004年6月，遵义一所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与遵义市劳保局培训中心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技能培训时和上案雷同：主任穆云勇提出，学校每拿到一笔拨付的培训补贴费，均提取10%的费用给穆云勇，任其安排。
    随后，学校办公室主任杨某先后分六次将11.6万元交给穆，穆将其中5.8万元转交给了副局长朱克华。
    此外，朱克华还利用审批、评估职业技术学校时，先后收受遵义重美、谐展职业技术学校等多家培训学校贿赂30余万元。
    2007年9月，遵义市纪委前往调查，朱交代并上交了1.5万元受贿款。此后，因害怕被查处和掩饰犯罪，朱克华将收受的其余贿赂款29.28万元退还给各培训机构负责人。后被侦查机关控制，朱才交代了其余事实。
    原独山县就业局副局长杨忠慧，和他们的手法基本一致，在两年的时间里，收受他人贿赂和贪污共得赃款327390元。三都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
    余庆县社保局负责人伙同就业办主任、会计及出纳４人，索性直接造假套取资金私分。4人共谋伪造采购清单，虚列成本，加大支出，并模仿乡镇组织实施人员的签名，7次套取农民工培训资金9万余元。
    2008年初，贵阳市云岩区检察院发现了贵阳市劳保局就业与技能开发处副处长宋旭东织物犯罪嫌疑的一些线索和信息。宋旭东承认，在2005年9月至2008年1月期间，收受贵阳市第十一驾驶培训学校所送的人民币共计8.3万元，并提供了贵阳市成人职业技术学校行贿的线索。
    贵阳市反贪局顺藤摸瓜，对贵阳市就业与技能开发中心下属培训部副主任张伟进行调查得知，贵阳市成人职业技术学校校长伍峰由于在贵阳市内组织培训生源有困难，多次找到张伟，请求帮助异地招生开班。虽已违反国家有关政策，但在“联合办学分红”利诱下，最终促成。张多次收受多家培训单位感谢费100余万元。
    随后，贵阳市相继查办了花溪区劳保局劳动就业中心主任、就业局副局长张欣然受贿等20余起案件。遵义市14个县（市、区）已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案30件35人。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省就业局干部在检查培训工作过程中，不少人收受过数额不等的红包。
    2006年4月，贵州省劳保厅就业局原副局长江捷在办理贵州某职业技术学校审批过程中，收受现金30万元和以“干股”形式给予的80万元。春节期间，收受一些学校的感谢费10万元左右。共计127万元。
    江捷及其家将涉案赃款127万元全部缴清。归案后，因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被认定立功，贵阳市中院一审判处11年。
    而后贵州省检察院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的查处劳动社保系统贿赂案件专项行动，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立案查处案件150余件、170余人，全省劳动保障部门被立案的有40余人。贵州省劳保厅副厅长杨锦福就是官阶最大“蛀虫”。
    令人寻味的是，据新华社曝光的一份材料显示，几年来，根据上报的虚假数字，贵州省已培训的农村劳动力超过4000万人次。可是对于拥有3900多万人口的贵州而言，相当于全省所有的人都已参加过至少一次培训。

    亡羊补牢

    贵州腐败窝案引发关注之余，其余波震撼了劳动社保系统。记者致电采访贵州省劳动厅，一位工作人员明确表示：“领导都不在家，也不要发采访提纲过来了”。
    贵州省社保系统的多名工作人员也以“这事情太敏感”而拒绝采访，“等下一步再说”。在贵阳市，一些培训学校的负责人，也对腐败窝案避而不谈。
    一家培训学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07年，有“培训学校”仅仅就租了一间办公室，但是依旧搞培训工作。
    “一心向钱看”的部分学校“打点”了当地社保局领导和工作人员后，一些“培训”就象搞表演，半真半假走走过场。红花岗区一家培训学校在虾子镇办班，找到当地一名从未种植过西瓜的小学教师，让他买一本种瓜的书籍看看便讲授西瓜种植，“甚至荒唐到让保安人员冒充教师上课”。
    查办套取农民工就业培训资金系列案件后，贵阳市对相关培训机构进行清查。“根据我的了解，很多培训机构到现在都没拿到20007年的培训补贴”，贵阳市一家培训学校的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因为很多干部接受查处，培训工作一度瘫痪，导致2008年的很多培训指标都没有完成”。
    记者采访发现，贵阳市劳保障局在2007年的对培训机构的年检，到了2008年夏季才予以公布，而且全市40家培训机构中，只有四家通过，而2009年对就业技能培训政策性补贴定点培训机构的认定通知，到2009年4月17日才下发通知，让各培训机构前往申报。
    梳理贵州系列窝案，伸向农民工的培训经费的“黑手”，主要从四个环节“介入”：培训机构的资质许可、培训开班计划审批、开班后的培训督查以及培训后的资金审核拨付等环节。
    2006年5月，贵州劳动保障部门开始启动培训工作试点。然而，试点工作在没有制定文件、没有明确资金补贴办法、没有确定监督检查措施等前提下，就允许少数省级认定的培训机构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农民工培训，致使管理人员和培训机构借试点勾结套取资金成为可能。
    作为贵州劳动保障厅就业局副局长，江捷被认为，“利用培训主要管理者的便利，在制定培训政策和实施管理时有意留下疏漏”——因为在试点培训农民工的9所培训机构中，他参股经营达3所，报告培训人数4万余人，占全部试点培训人数81％，获取财政补贴1680余万元。
    有分析认为，贵州“民生工程”被扭曲为“敛财工程”，是劳动部门身兼“运动员”和“裁判员”，造成“监守自盗”的结果。同时也有人认为，这不仅仅是监管失效，其根本问题在于分配方式。当前，补贴农民工的资金从中央分配到地方，然后通过地方监管部门直接发给培训机构。培训机构的经济利益是通过完成政府“指标”获得的。而农民工只是“被培训”的客体，始终没有得到资源分配。
    而对绝大多数目标在敛财的培训机构来说，农民工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指标”而已，而非服务对象，他们根本无需为农民工提供满意的服务，就可以换取中央原本拨付给农民工的资源回馈。
    记者了解到，当前贵州农民工培训仍旧存在“各自为阵”局面：劳动保障、农业、扶贫、教育等众多部门都在搞农民工培训工作，而且各部门缺乏组织协调。
    “我们很多乡镇工作人员出问题，完全是因为机制设计不合理”，一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在社保系统，搞农民工培训是职责，而在农业部门的相关文件却规定，招收一个名农民工，就有几十元的劳务费，所以导致劳保系统的工作人员为农业部门去招生的现象，进而被相关部门查处”。这位基层干部大倒苦水：“同是县劳保局的下属，同在贵阳市，同为职业技能指导机构，有的地方其性质是参公单位，有的却不是”。
    但在查办套取农民工就业培训资金系列案件后，贵阳市也对相关培训机构进行了清查。“根据我的了解，很多培训机构到现在都没拿到2007年的培训补贴”，贵阳市一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因为很多干部接受查处，培训工作一度瘫痪，导致2008年的很多培训指标都没有完成”。
    办学10多年的贵阳市科杰电脑培训学校校长范玉柏告诉记者，2008年5月23日该校被市劳保局审核过关后，7月省劳保厅又从市劳保局的名单中抽样调查，如果合格，之前的审查算合格，否则，市里要重新启动全部培训机构的审查。范玉柏说，2008年的审查是历年来最严格，最精细的一次，“省厅干部居然按照学员名录，直接打电话与学员了解情况”。
    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说，贵州失业农民工返乡达到100万人，就意味着农民纯收入增幅降低一半；如果失业农民工返乡达到200万人，就意味着全省农民增收为零。
    贵州省社科院预测，2009年，贵州因金融危机返乡农民工人数在130万人到150万人之间，占全省在外务工农民工总数的21%到25%。加上2008年返乡的50万，按200万人计算，贵州农民减收与增收相抵消了。
    近日，贵州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和财政厅联合下发了一份《关于实施就业技能特别培训计划的通知》，对培训流程、培训机构认定和监督管理几个方面进行详细规定，同时要求各地：“使用和管理好就业技能特别培训资金，提高资金使用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这份文件与2006年的《培训补贴办法》相比，更为严格，其最大的变化是，要求培训机构对学员实行寄宿制，同时对培训要求有很大提高，增加了食宿费等补贴，对每位学员的补贴费用比以前的500至800的标准，整体也有所增加，但是如按课时来计算，却有所降低”，贵阳市一位培训机构负责人说，“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只有实实在在对农民负责，就什么也不怕，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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