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月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主要任务和试点单位逐渐被公之于众。新近公布的一批试点任务和试点单位，主要为重点领域综合改革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的试点地区，包括北京市、上海市、安徽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深圳市。这些试点地区的任务是：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探索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实现形式。

教改试点，是我国《教育规划纲要》制订时，就确定的改革推进路线。但分析这些教改试点任务，笔者的一个感受是，如果试点地区（单位）动真格推进相应的教育改革，将面临类似南科大的困境，这就是如朱清时校长所称的“一路走来，没有红灯，都是黄灯”，教改试点将面临“黄灯区”困境。

这是由《教育规划纲要》本身所决定的。首先，我国《教育规划纲要》，虽然是统领未来10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但却没有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也就说，《纲要》并没有变为法案，因此，执行《纲要》中提到的一些改革措施，就面临与现行教育法律法规相抵触的风险。比如，对民办教育实行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分类管理，可现行《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教育的定位却是公益事业。再比如说，从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提到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来说，大学应该拥有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办学自主权，然而，我国现行学位条例，却要求学校在获得国务院授权之后才能授予学位。形象点说，如果现行法律法规所允许的做法，可以称着是“绿灯”的话，《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但超越现行教育法律法规的改革思路，就处于“黄灯”区间。

其次，在我国《教育规划纲要》中，对于一些关键改革，多有“逐步”、“探索”的表述，比如，“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中小学编制标准，对农村边远地区实行倾斜政策”，“探索缩小高等学校入学机会区域差距的举措等”，“探索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学术委员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机制”等等，由此，改革的路径并不清晰，有边走边看的意味。

教育改革的“黄灯区”，与我国其他领域的改革有诸多类似，需要改革者大胆地“闯”和“试”，要有承担责任的气魄。但客观而言，教育改革毕竟有教育的特点，这就是它影响千家万户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教育改革的风险、教育政策的不确定性，将直接影响到受教育的权益，此次南科大的教改，要家长与学校签订自愿参与改革实验的协议，就是考虑到其中的风险。在发达国家，一项教育政策的出台，事先要反复论证，而一经通过，将维持至少10年以上。

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教改，成败维系在改革者的胆识和勇气上，还要看更高行政部门的脸色，而不是把改革变为政府、学校等教育相关者必须依法执行的规定。在前不久的一次教育论坛上，来自地方教育部门的官员在谈及改革时，都提到改革需要“英雄情结”，但现在想做“教改英雄”的人并不多。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南科大这么引人注目，而朱清时校长，显得有些孤单，甚至另类。

这次教改试点，确定了10大项改革、试点单位有500家，推进教改的决心和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所有这些改革试点，改革者的权力与责任、所能操作的改革空间并不明确。以探索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改革来说，地方政府能确定取消所有学校的行政级别吗？能对大学的办学评价从行政评价转为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吗？能改革区域内所有大学的校长选拔机制吗？值得注意的是，分析上述各地已经出台的教改规划纲要，比如上海、深圳，都没有提及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谈到的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改革，由此可见，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改革，其实在其他政府那里并没有想好，或者说，现在等国家的整体部署。

教育改革最好不要有这种模糊的“黄灯区”，从目前情形看，要从头完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是不现实的（这一建议在征求意见时就提出过），而应该在教改试点时，特别注意两方面。其一，立即启动教育法律法规的修订，将现行《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国家学位条例等中，与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相抵触之处，进行讨论、审议，进行修订，以使教育改革有法可依；其二，应该对10项改革试点任务，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明确改革的步骤、节点、改革试点者的改革权力和责任。这样，就会让改革有明晰的路径，而不是处于暧昧状态，其成败不取决于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制度化推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