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因去黄山探险迷路而引发的“黄山门”事件，激起了网友对复旦学生的质疑和谴责，也将百年名校复旦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事发一周以后， 12月21日下午，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和学生委员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学生代表进行了零距离交流，首度公开评论黄山事件：“我希望大家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我们应当遇事冷静，但是不应当遇事冷漠。”（东方早报12月24日）

就在大家纷纷以为“黄山门”以复旦学子的哀悼、下跪、哭声，将“关上”之际，复旦校长杨玉良主动提及并反思“黄山门”，让人们看到了大学今后不再出类似的“黄山门”的某些希望。

在看到杨校长的发言之前，我参加了一次以此为话题电视节目。在节目中，我说，“黄山门”不应该就这么草率的“关上”——从危机公关角度，当事人和学校，或许会希望舆论早一点消停，但针对这一事件的理性反思，其实才刚刚开始。这不是针对18位登山学生，也不仅仅针对复旦大学，而是针对我国当前的学生培养，涉及与他们相关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只有深入反思，查找出现这种事情的根源，才可能对现实教育进行改变。

杨玉良校长的态度，是比较务实的，他没有回避问题——“我对复旦的现实并不满意。我们有优良传统，大家看看五六十年代，甚至三四十年代的复旦就可以知道；但是由于市场大潮的大背景，我们在精神层面是有所下降的。这些年来，我们学校里，包括学校的教师、领导、学生，变得越来越世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怎样改变这一世俗的事实，无疑是复旦以及其他所有大学面对的难题，这显然不能靠喊口号、谈体会，而应该反思导致领导、教师、学生功利、世俗的一系列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在校领导层面，大学领导首要身份是官员，而不是教育家，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而不是由教授委员会遴选，决定了办学的政绩导向、对上不对下；在教师层面，学校实行的数量考核体系，把教育和学术都变为谋利的工具，大家所想的是怎样挣够足够的“学术工分”、完成教学工作量，挂在嘴边的必定是课题、经费、论文与成果，以及为获得这些的“巧妙手法”；在学生层面，从上学一路走来，接受最多的教育，是竞技教育与功利教育，听得最多的教诲是考上名校，争做人上人，在大学里，所关注的是那些“有用”之学，以至于学生维护学校的声誉，根本出发点或不是“爱校”，而是担心学校形象受损，自己就业前景堪忧，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才有学生们力阻学校负面新闻曝光，盛行媒体公关论。

何止学校教育该反思。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引导学生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有基本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了吗？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之下，我国的家庭教育已经“学校教育化”，家长充当校外辅导员，关心是孩子的成绩，以及帮助教师督促孩子完成作业，不少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变为功利的分数关系，缺乏亲情交融，近年来，一些父母眼中的“好孩子”莫名其妙地自杀，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还有一些家长，目睹社会的风气，不是引导孩子向善，而是担心孩子走上社会“吃亏”，因此主动教育孩子学习社会“潜规则”，掌握“灰色技能”。

社会给孩子们的教育，则更为不堪。当6岁的小学生的理想是长大之后想做贪官，这说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要给孩子健康的价值观，面临多么恶劣的现实环境。更令人痛心的是，在每次重大责任事故面前，官员们推卸责任、粉饰错误、打压舆论的做法，不是对学生们活生生的教材吗？人们对80后、90后大学生的“夺权贴”、“攻占媒体论”，感到十分惊讶，可这些，不是每天在现实中发生吗？

“黄山门”事件，是给学校、家庭、社会的沉重课题，不应该就此打住。事实上，回顾近年来发生在学生中的热点事件，往往都是“围观之后”作鸟兽散，改日又去“围观”另一事件。而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却没有深入挖掘，并启动修补、改善程序，其结果是，制造这些事件的土壤依旧肥沃，不久之后，必定出现新的更令人心痛、更荒谬的事件。这样的环境，能给孩子们怎样的教育？能培养出怎样的人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