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中午，因迷路被困黄山风景区的18名上海“驴友”终于安全获救，并于17时30分启程返回上海。根据多方面发布的消息，此次被困黄山风景区的8名女生10名男生由复旦校友牵头组织，其中10人为复旦在籍学生，包括1名研一学生，另8人中有4人是复旦毕业生。安徽警方表示，为护送获救学生返回，黄山市公安局温泉派出所民警张宁海不幸遇难。（新闻晨报12月14日）

18人最终安然脱险，让大家松了一口气，而一位民警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谁来对这起事件负责？按照一般逻辑，社会舆论首先质疑学校的管理，指责学校为何不加强学生的外出安全管理；其次，质疑学校的安全教育，指出学校没有重视学生的生命安全教育；再次，质疑景区的管理，为何不设置警戒线，坚决禁止游人进入未开发、开放的地区；如此等等。

这样的逻辑可以理解，但在笔者看来，把学生在校外的安全，也归为学校管理范畴，是学校难以承受之重，对于已经成人的大学生来说，应该明白，自己才是自身社会生活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如果说只要某个学生在求学期间，发生安全事故，都得学校负责，其结果，就必然导致“圈养教育”，这在中小学已经上演，学校不准学生课间打闹，也不组织学生春游、秋游。在这起事件中，如果要求学校严格管理，学校所能采取的办法，要么是，禁止一切学生私自结伴旅游行为，结伴旅游必须报学校批准；要么是，学校与学生签“生死状”，告诉学生擅自外出活动，出现安全事故，自己负责。这不是笔者的臆想，而是活生生的事实，很多大学，就出台类似规定。

这样的规定，自然贻笑大方，但于学校来说，则是不得已而为，因为一旦学生出事，“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其实，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对于学生的教育、管理，只能承担有限责任。这就是，学校必须负责学生在校园中学习生活的安全，但对于学生与教学无关的社会生活，管理学生的是社会法律法规，因为此时的学生是社会人，学校无权管理、无法管理，也难以承担责任。笔者多年前曾听到有大学生在谈论野外探险时提到，我们不怕出事，因为我们的名牌大学生，要是出事了，肯定会第一时间得到救助，这听上去很荒谬，但大学生责任、权利意识的错位可见一斑。

如此道理，应该在学生进校之时，就明白地告诉学生。相对于大家所谈的生命安全教育来说，这种明确权责边界的公民教育，对学生形成责任意识，更为重要。从这起事件分析，活动参与者缺乏对自身负责的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多位资深“驴友”表示，活动组织者缺乏基本的户外旅游经验，在活动中更是犯下了多个错误。

从公民教育角度看，今天的学校教育远未到位——这又把学校兜了进来，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学校教育就能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共同努力。据介绍，类似的事件六年前就曾发生。早在2004年，一支由5位复旦毕业生和在校生组成的登山队，不顾学校和家长反对攀登海拔6206米的启孜峰，就引起过社会的广泛关注。学校考虑到5人在技术水平、装备以及经验方面都不成熟，因此没有批准。但最终5人还是执意前往。事实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大学对大学生所做的不是审批，而是告诉他们，你们必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至于行为选择权，则属于他们自己。他们有权选择冒险，这也可以视为一种生命价值。

教育引导学生明确公民法律责任、公民道德责任，这是理清学校、家庭、学生、社会权责十分重要的内容，在这样的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才能让责任教育、生命安全教育真正能落到实处，每个学生，才会对自己的选择进行理性的评估，而每个社会公民也才会对学校、社会、学生的责任进行清晰的判断，才不至于出现要学校加强学生安全管理，就侵犯学生权益；实现学生自主管理，就陷入无序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