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是一个好的大学校长？这似乎不应该是一个问题。过去10来年，我们的报章杂志，一直在介绍曾经的著名教育家，诸如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想必，通过那么多的介绍，大家对做好一个好校长，至少已知大概，知道他们首先懂教育，其次尊重教师、学生，再次没有任何官员的架子……

然而，近日进入中国调查网，看到一个调查结果，令我很是意外。这则调查的题目是根据前不久接连发生在华中科大的新闻（包括李培根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连说82个“质疑”、清退307名“超时”硕士 和博士生、该校教授肖传国涉嫌雇凶伤害方舟子被捕华东科大至今却未启动对其的调查）而出，为“校长‘根叔’的责任是什么？”，选择支有两项，“知道”和“不知道”。参加调查的人数为507人，选择知道的183人，占36.1%；选择“不知道”的324人，占63.9%。客观上说，这个调查题的选择支出得并不好，但是，这一调查结果，足以引起深思。

按说，无论是社会普通人员，还是与大学正发生紧密联系者，对于一名大学校长的责任，应该是知道的——不管他是“根叔”，还是“李叔”——这就是按照基本的教育规律，办好一所大学，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纯净学校的学术风气。可这么多的人不知道，说明什么呢？

这让我对此前舆论对华中科大李培根校长毕业典礼演讲的热炒——那次热炒也使得“根叔”走红网络——有了新的认识。这一次并不涉及对大学教育反思的演讲，能“走红”，正是得益于整个社会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一名校长的责任，于是认为只要说几句贴近学生的话，加上在生活中态度亲近，不那么高高在上，就是“好校长”了，在“根叔”之后，全国大江南北的高校的毕业典礼，甚至出现了一阵学根叔演讲风格的风潮，被称为“根叔式”演讲。而对于这些演讲，有媒体赞誉，校长开始越来越像教育家了。——如果校长这就成了教育家，那么，我国教育就不需要做怎样的改革了。只需培养一批善于演讲的人才，派到高校做领导，就全部都是教育家治校了。

公众对于校长责任的“不知道”，恐与长期来的教育家缺失，以及传统的行政思路有关。比如，对于今日大学校长，很多人喜欢用“亲民”来形容其风格，然而，这一形容的背后，就暗含着校长是“高官”的逻辑——不是高官，何来亲民之说？而对于“高官”，大家在内心深处，是想着不敢批评、不能对其有不同意见，也不能对其提要求的，最高的期待，就是他能放下副部长、正厅高官的身段，偶尔走进学生宿舍、食堂“视察”，参加学生文娱活动“与民同乐”，在网上作为“普通人”发帖，对一些现实问题发表几句“见解”。在近年来对大学好校长的报道中，这些情景，已经“经典化”，当初北大老校长许智宏院士一曲高歌《隐形的翅膀》也获得诸多赞誉。包括对“根叔”的报道，也集中在这些方面。

而真正的教育家，在学校里的“待遇”，是不高的，在现代大学制度中，校长并不掌控教育权与学术权，而是带领一众行政人员为师生服务的，在教师面前，校长是没有啥权力，可以指挥教师做这做哪的，就是在学生面前，校长也是常被批评的“主”。去年诺贝尔奖颁发，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高锟获得物理学奖，梁文道先生撰写了一篇文章，回忆当年高锟当校长的情景，其中一场是这样的——“后来，一帮更激进的同学主张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营’，他们觉得那是洗脑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输以母校为荣的自豪感，其实是种无可救药的集体主义，很要不得。就在高锟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的那一天，他们冲上去围住了他，塞给他一个套上了避孕套的中大学生玩偶，意思是学生全给校方蒙成了呆头。现场一片哗然，高锟却独自低首，饶有兴味地检视那个玩偶。后来我们才在报纸上看清楚他的回应。当时有记者跑去追问正要离开的校长：‘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

更耐人寻味的是，不仅是公众，就连大学校长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当好校长。在近日于复旦大学举行的大学校长联谊会上，来自国内9所顶尖高校的校长们面对“内部管理”这个主题，大叹苦经。校长们普遍面临三大困境，一是不知道做什么，二是所有的作为在短期内看不到成果，三是大学的管理太复杂了。（文汇报10月13日）

在大学的权力和权利关系没有理顺之前，公众要清楚说出大学校长的责任，校长清晰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也于是，“好校长”的概念也十分模糊。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是很难指望出现一流的大学，出现真正的教育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