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直忙于琐事，忽闻卢武铉之死，不知哪里来的震动，忽然想起了大学时读过的许多书。这些年以来，看着世上各种光鲜亮丽的生活、道貌岸然的表演和花样翻新的辞令，一度以为这些书早已经失去了现实性。这些书里，有康拉德的《吉姆老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有雨果的《悲惨世界》，有霍桑的《红字》——记得自己读到这些充满忏悔、深究灵魂的故事时，常常幻觉虚空中自有一双大眼盯着每个人，拷问每个人一生的每个细微过错，令人和主人公一起在痛苦中煎熬。——当时涉世未深的我，也常常在这种焦虑中对一个似乎至高无上、完美无瑕、严厉敏锐，而且永远用浩大精神直接冲刷每个个体的世界充满敬畏。——直到自己开始工作，接触到社会的种种迷局，体会到用底线看人的好处，才学会了另一套修辞和生存方式。

然而生存归生存，这些书所带来的某种忏悔的罪感却常常无端地浮现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未曾实现的诺言、懵懂轻率的错误、无意伤害的他人、随波逐流的粗俗……仿佛鸡叫之后的彼得，我们总是在某个时刻会发现自己的思绪固执地回到某些不可改变的过去，反复重演那些场景，反复恳求说，请让我重来一次吧——而有时候，这种痛苦因为无可挽回的死亡或永久的分离而格外透彻——这种感觉我是理解的，无论是什么事，无论是谁的错，当某些事情真正发生了之后，作为一个人所唯一能做的，除了忏悔、忏悔、忏悔，似乎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重获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于是甚至会出现某些情境下极端的选择——的确，佛法是最强调生命的，认为自杀如同他杀一样，是一种莫大的罪过，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因果的必然似乎又是符合佛教精神的……话说回来，或许充满权力与贪欲陷阱和明争暗斗的官场正是最能考验人性的地方，可是其他地方，日常生活中的每段缘分和事由，又何尝不是检验我们内心干净程度的明镜呢？比如，对我自己来说，懒惰、浮躁、不求甚解的习气虽然并没有流露太多在工作或学习上，可是它们难道没有从根本上阻碍我更深地了解世界的勇气和成果吗？如果换了我是在那种极端复杂的工作环境下行使某种民众赋予的权力，我能保持不犯错误、永远保持清白、稳重和澄澈吗？——消灭罪恶最好的办法是从种子上就不令它生起，而我们如果在日常的口头和思想表达上常常对各种不良行为做出无所谓的纵容，难道不会有一天演变成自己行动上的自我原谅和堕落？该怎样才能在一个东方的家族式社会里，做到既有理想又有现实，既能保全自我又能服务他人，既有精神深度又有生活情趣，既有独立原则又能通达人情呢？这两者之间难道不是矛盾的吗？老实说，这个问题我到现在也还没有答案。西方的文学提供不了这个答案，古代的经典也提供不了这个答案，当代的电影也提供不了这个答案，大概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去重新塑造吧。卢先生的死，让人想起来韩国是同时受过儒家经典熏陶也有着基督教训诫的国家，某种绝对化的东西还在。……那么如果，绝对的理想看来仍然存在的话，我们身边这个高度相对化的社会上的很多东西，是不是也可以提出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呢？我无法不去想这个问题，就象我无法不去因此而加倍反思自己生活中的错误一样。阿弥陀佛！愿天下一切有德众生皆能勉力忏悔，一切忏悔皆得解脱，得见光明，再无挂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