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梦见陈凯歌，和他探讨了一番“创作唯美作品是否仍然有很大空间”的问题。醒来后，胡乱涂抹了一些想法，突然意识到，应该换个角度看无极。

 

这个角度就是后现代主义批评。

 

在后现代的语境和视野里是没有权威的，作者不但不再是全知全能的催眠者，而且作品本身也不企求建立任何乌托邦或者理想主义的希望，一切都是变动不可靠的，就象这部试图叫做“the Promise”的电影里，没有一个角色是信守了诺言的一样。陈凯歌也许不是没有能力把这个故事编圆，而其实也许正是要用这种不完整的，荒诞矫情，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表述方式，来激发每个人对“电影＝故事＝幻觉/麻醉/权威”的陈旧观影模式的怀疑和挑战，将人们的一切积习已久的消费感动和满足的期待彻底打破，颠覆大家对包括导演在内的电影的信任和依赖感，在棒喝之中，偷偷开启一个新的中国大陆后现代电影的新模式。这种模式，比周星驰解构之余仍然温情脉脉的小市民成长和真情题材的电影，更为彻底，更让人震撼。

 

我说这些，全是很认真的。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条件反射地要拿以前的套路去分析判断无极，其实也许真的过于仓促。

 

我需要仔细想想，再回味一下，在众多演员刻意营造的类型化人物的底下藏着什么，在艳丽变幻的俗套化景观的背后又露出了什么。为什么导演在纯情与矫情之间，在真实和虚伪之间，刻意留出了这么多空间让观众看破？那位毫无意义的，捉弄苍生而又毫无感情，有始无终倏忽跳跃，口口声声称自己代表无极真理的满神，与我们这个泛滥着商业化凯歌与伪小资情怀的时代里，到底具有什么意义。

 

我决定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大家请不要拍我。20世纪初现代派艺术横空出世之时，也是从怪诞开始的。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怪诞，包装在商业广告一样的华美糖纸之中的，也许仍是一枚好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