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密码，都是保密的。

但很显然，张伯苓一生声嘶力竭地呼吁，身体力行地推动体育，他无意保密，那何密之有呢？（1）张伯苓对体育的认识是一种觉悟，鉴于当时科学实验、理论研究的局限，作为教育家而非学者的张伯苓难免有“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处，也难免有“曲高和寡”之处。（2）基于上述和其他原因，导致当时乃至当今对体育认识的巨大误区。也就是说，张伯苓体育思想对我们来说仍是个谜。

美 国NBA联盟底特律活塞队的灵魂人物以赛亚是发现篮球“秘密”（我们姑且解释为靠着集体的化学反应和个人的无私贡献）的人，但当NBA作家西蒙斯向他询问这个秘密时，以赛亚说：“你们不会懂的”。西蒙斯后来在他的那本700多页的《篮史通鉴》中写道：“他是对的。我们就是不懂。”

对张伯苓体育思想可能也是如此：“我们就是不懂”。

历史往往会记载两个懂与不懂的经典时刻。一个是大家都明白，却不能明说，叫“你懂的”；一种是明明说了，但大家却不明白，就叫“你不会懂的”。

关于张伯苓的体育实践——从奥运会到全运会，从华北运动会到远东运动会，从南开学校的体育以及运动实绩到中国的体育实业——我们虽不能说是知之甚详，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是，关于张伯苓的体育思想，亦即作为一个学校校长，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体育，而且不仅是学校的体育课，而是全领域、全社会、全世界的体育？这，确实是一个谜。

换个角度说，对张伯苓的奥运三问及其体育的救国逻辑，今天的中国已经做出了有力的印证和回答。这是令人欣慰的。然而，发人深思的是，对张伯苓那些具有穿越历史、超越时空、跨越界域的体育思想，我们并没有给予有效地传承以及深刻的回应。

1946年12月23日，刚刚从美  国回来的张伯苓在上海对《新闻报》的记者说：“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觉得体育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

    

这是一段非常完整、非常通顺、非常明确的话。三句之间有着严密而深刻的逻辑关系。然而，在后来那些关于张伯苓体育思想与实践的论述中，我们往往只引用第一句与第三句，第二句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遗漏了，遗忘了，省略了，忽略了。例如，在《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一书何振梁的序中，于一处，用两组引号，引第一句第三句，将第二句刻意漏掉，而连删节号都不愿意用。同书《张伯苓与南开学校体育》一文的引法如出一辙。

去年，有南开校友投资拍摄张伯苓纪录片，涉及体育，采访了我。我一上来就告诉他们，张伯苓的一段三句话是如何被割裂肢解的。结果，片子剪完，传来一看，好像存心气我，他们的解说词竟然就是只引第一句和第三句，而我上镜也只说了体育包含智育和德育两句话，而反过来德育和智育并不能包含体育一段，也被删掉了。我并未生气，我想张伯苓先生天上有知也不会生气，因为，无论当年还是现在这都是太司空见惯的“你们不会懂的”现象。

由于认为“体育比什么都重要”，“体育实为最要之教育”，所以，张伯苓始终把体育放在学校教育训练的第一位。例如，1931年2月，当美国教育家瓦士邦（一译沃什伯恩）博士问张伯苓教育的目的为何时，张伯苓回答说：“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国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至受淘汰。欲达此种目的务须对症下药，即A、注重体育，锻炼强健之国民；B、注重科学，培养丰富之现代知识；C、注重精神的修养……”然而，岳麓书社2015年出版的《民 国三大校长》第三编：南开校长张伯苓的编者导语却表述成：“伯苓先生的教育方针，……有三个新的政策：第一位科学，第二为体育，第三为合群爱国。”甚至，在“德智体”这个约定俗成的词组中，体育更不是老大，而是小-三。

为什么会有这些有意无意的“修正”呢？或许，我们认为，张伯苓体育思想的表述过于“极端”？有些“绝对”？对对！张伯苓用的就是这两个词。1939年3月25日，张伯苓在昆明南开校友分会欢迎会上演讲说：“我一向对于体育就极端重视……”1935年9月8日，河北省体育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体委员会，作为常委的张伯苓出席会议并做了题为“体育与教育”的演讲（后发表于《勤奋体育月刊》第2卷第12期）张伯苓说：“自认教育与体育，绝对不能分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