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mrzhang.com/blog/uploads/200706/30_020922_chongqing.jpg 东方愚   南风窗“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短评

斯蒂芬·韦恩斯在《绝境与生机》中把股市恐慌分为假恐慌、周期性恐慌、传染性恐慌和真正的恐慌四种。他表达的观点之一是，疗治经济结构失衡、股市投机时，如何扶慰投资者脆弱的心灵并给其安全感，显得特别重要。

今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形形色色的回顾活动正在上演。这种形式是可嘉的，遗憾的是，纪念的内容却呈现出“传染性务虚”的特征，要么是隔靴搔痒地提出一些所谓的盛世危言，要么是貌似高瞻远瞩地重复着防范危机的陈词滥调。事实上，国际社会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像现在一样重视金融安全，比“攘外”更重要的是“安内”，而“安内”的核心，则是给普通人以愈加明确的心理预期，将人为制造恐慌的概率降到最低点。

政府在危机发生或苗头显现时对股市的调控是必要的，正如货币主义者一边认为美联储因控制货币供应量要对引起1929年暴跌负责，一边又认为政府在暴跌后在公开市场上回购政府债券的举止又是及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调控是朝着一个给人稳定心理预期的方向，还是加重了投资者心里的阴霾。1987年股市暴跌之后，香港当局关闭了股市，原因是，“这样会阻断外界对前英国殖民地所施加的压力”，结果是，压力暂时被缓解，却引发了重新开市后，更为恐怖的暴跌。

行情上涨时同样需要体恤投资者的心态。格林斯潘1996年12月5日演讲中仅仅使用了“非理性过激表现”这样一个对牛市姿态的描述词汇，就引得当时从东京到香港再到伦敦股价的暂时下跌。按照这样一种思路，2007年5月29日深夜中国财政部出台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的举措引起连续四五个交易日股市大面积跌停，以及6月中下旬一边是“和谐社会需要和谐股市”的官方媒体社论、一边是股市频繁的暴涨暴跌，是多么恐怖而又“正常”的事情。

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便在于各种内在不稳定的新力量、一些权力色彩浓重且“超常规”的恶性调控，正在被建构成或默认为一套金融新制度，从而通过对投资者心理的摧残成为威胁和破坏金融稳定的凶手。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称“美国仍将胜出”，理由便是美国的金融与社会制度在演进过程中总能给人们以相对明确的心理预期，这种预期促生了信任，而没有什么元素比信任列值得一国的金融体系欣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