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经济痛处 |
文/东方愚
樊纲为缓解人民币单边升值压力出的加薪这一招甚为“新鲜”。中国不能老在一个粗放型和低成本的囹圄里打转转。恰巧,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E-CA国际”本月6日发表最新全球薪酬趋势调查报告,称印度员工今年薪酬预计将上升7%,增幅居全球之冠。
印度这几年一直是全球薪酬增幅最高的国家。我国GDP和人均GDP都是印度的两倍,而薪酬涨幅却只有印度的一半。有人拿这一鲜明的对比数字大做文章,我认为是有失偏颇的,一来印度人的工资基数本来就比中国低,二是前年开始印度的通胀率一路攀升,现在已升至6-7%,而中国仅为2.8%,印度薪酬增长的一部分其实被通货膨胀给冲抵了。
不光是樊纲最近的言论,近两年关于中国得加薪的呼声此起彼伏,看来是大势所趋。不过,当呼吁不能马上兑现,我们就得考虑提高工资的策略。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公司员工的薪酬症结,并不单单是整体薪酬增幅较低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公平问题。调查表明,中印两国公司在基层工资上差别并不是很大,但就高层来说,经理们和专业人员的收入为印度同等职位的两倍以上。
曾有调查表明,我国国企经营者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巨大,最高差距达50倍。在如此大的工资差距面前,情绪低落,愤懑不平,都是普通员工可能出现的反应。企业决策与经营者对企业的贡献率虽比普通员工要高得多,但是没有千百个螺丝钉式普通员工的辛勤劳作,企业的高效益、高利润率也是无源之水。
国际商业组织“大企业联合会”今年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06年中国的生产率增速为9.5%,为全球之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近年来持续下降。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然而薪酬不公也是一大软肋。
中国企业薪酬体系设计的不合理现象比比皆是。许多国企在重组与改制过程中,企业内部员工服从无偿性调配,薪酬标准照旧,而外聘人员的薪酬按市场标准支付。这显然是一种有失公平的做法,势必会影响员工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企业效率。
员工薪酬徘徊不前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内部缺乏一套激励措施。许多中国企业没有把员工的实际工作绩效与薪酬联系起来,这样很容易使员工产生“上班拿钱,天经地义”的心理惰性。而又由于普通员工在企业薪酬体系设计中话语权的缺失,只能乖乖遵守规定、接受条例,在这样一种缺乏沟通的环境中,员工原来的心理落差将越来越大。
曾有经济学家声称中国工人工资不能涨,否则攀升的劳动力成本将会把外资吓跑了,这实在是荒唐至极。我国与印度薪酬的鲜明对比及效率低下,跳槽频繁的事实给中国企业以相当的警示——工资不涨不行,但更应该首先从普通工人、普通职员开始。
没有相对公平的薪酬体系,就没有欣欣向荣的企业盛相,也就谈不上将来整体薪酬增长的可能性了。我们盼望樊纲的“加薪说”能对中国员工的薪酬增长起到助推作用,我们更希冀当下中国企业薪酬标准不公的现象有所改观。
附:樊纲:加薪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小幅升值符合中国需要
樊纲对人民币小幅升值持赞同态度。他表示,人民币升值幅度大小是由货币当局自己来掌控的,小步升值的基本格局符合中国现在经济增长的需要和世界经济的需要。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也表示,中国政府将按照可控的原则推进外汇改革,并将独立地展开。人民币汇率会越来越趋向市场化,但中国不会在短期内大幅调整汇率。
昨日(2月8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被定在人民币7.7526元的水平,然而询价系统收于人民币7.7484元,较前日收盘下跌4点,盘中曾一度触及前日创下的汇改新低7.7470元。
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已12次创出新高,现在人民币给人们带来了单边升值的预期。
对此,樊纲认为,单边升值的预期是人为难以改变的,不过,可以采取市场化方式缓解升值压力的做法,从货币供给、动用外汇储备、增加就业等方面加以改观。
“维持就业增长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樊纲表示,流动性过剩源于双顺差,巨大的贸易顺差又往往带来国际贸易摩擦与纠纷等问题,而加薪则是应对贸易摩擦的一种有效办法。这种做法“比升值的办法好多了”。
樊纲用通俗的比方阐述了他的观点:“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它的劳动工资率只有美国的1/30到1/50,按民工算的话,又不断增长,而我国又不断地改革,不断在提高效率,加上持续引进外资,大量的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生产,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贸易摩擦。而且这些贸易摩擦,美国的贸易赤字也不可能用美元贬值的办法消除。”
樊纲建议,升值表现为价格在外面涨了,农民工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实惠,还不如把实惠给农民工,“这样劳资关系可以缓和一些,解决内部的不平衡、解决外部的不平衡能够结合起来,能够一箭双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