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环保联合会等机构日前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公众(97.5%)都赞成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然而，赞同“为了环境保护，宁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的公众只占到45.7%，收入越低的人越不赞成为了保护环境而放慢经济发展速度。（8月1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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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数据，两种心态。前者表明公众对政府部门应为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环境问题负责的共识与期望，而后者却表明许多人对环保进程可能会导致经济发展放缓及自己腰包“变松”的担心。笔者认为，在环保问题上，只要策略“对头”，官员政绩将欣欣向荣，而民众收入与福利也不会受到负面影响。这一策略便是环保市场化。

环保市场化的思想应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提出征收环境税（后被称为“庇古税”）的建议。他认为，企业生产排放的污染物无法在市场上自动消除，政府可采取行动，以征税或收费的形式将污染成本加到造成污染的产品的价格上，这可以使企业根据各自的技术创新能力来选择纳税还是技术创新，每个经济主体便具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看似简单的作法，却使发达国家受益匪浅。1975年，德国开始对润滑油征收环境税。次年，德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征收排污税的法律《向水源排放废水征税法》。而后美国、法国等国家纷纷效仿，其开征的税种也越来越多，燃料税、噪音税、垃圾税、石油产品税、消费税甚至超额粪便税、可谓应有尽有。同时征收环境税的收效也越来越明显，许多发达国家由此实现了环境的根本好转。比如如今的美国虽然汽车使用量大幅增加，但二氧化碳比70年代下降99%，一氧化碳下降97%，悬浮颗粒下降70%。

将视线收回到国内，消费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征收说明我们环保市场化意识并不缺少，然而由于环境税税种名目的单调和环境保护条款的缺乏，特别是政府定位的不明确，导致环保市场化进程步履维艰，甚至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记者发现黄河流域一些省区污染企业“扎堆”的地方，环保部门“肥的流油”，而在污染企业被大量关停的地方，环保人员却连工资都发不出（7月11日，新华网）。这一切都源于一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功利化观念的不减和环保意识的淡漠，同时也折射出我国环保财政预算的不明朗和监管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