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常常心里还是冒出念头，想重新回到讲台。面对学生朝气的脸，便觉得欢喜，尽管偶尔也有厌烦；然而一想到走出教室，可能会遇到的各种看不惯和想不通，就有彻心的寒意包拢过来，仿佛无可挣脱的网，这就往往能在瞬间打消我的走上讲台的欲望。

我早已经是个野人了，从01年辞去教师的工作，到今天，我其实也想不出来什么样的正式工作能让我自由地创造。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中文学校的非正式教师工作，显然已经是美国教育背景下的一个特例，但我的自由顶多达到了：

1/ 我自己选择学生

2/ 不用学校的教材

我偷偷做过两次放学生走出教室，一次是上关于春天，窗外花红柳绿，我放学生出去到处遛遛，十分钟后回来跟我形容看到的“春天”。另外一次，我的教室因故锁着，我胆向两边生，把学生带到教学楼的小花园里坐着上课。好景不长，被校长发现了，勒令回到楼里，找了间空教室，又把我等框了进来。

我记得那绝对不应该是传说吧：徐志摩就曾带着学生们在小树林上课，在树影的婆娑下吟哦诗歌。

当代中国的大学，可是能够允许这样的不端的？

我记忆深刻大学的一次写作课上，老师发现有非本班的学生，立刻严肃地请他出去。

下面是我在南加大校园里瞎逛的时候，在建筑学院的楼里看到的“开放式”教室：没门，没顶。

当然，这个教室还没有黑板，没有讲台，就好像没有圆规的那个用于定点的脚，没有中心。没有中心就是说，任何的点都可以在某个时间和话题中成为中心。

中国的教育是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规矩中自然有确要的部分，但也有会让别里科夫们叫喳喳维护的部分。老师若不高高在上了，这可是真要糟糕。所以我想着大约是中国的教室讲台前都会有一截高出来的台阶的缘故——就算物理上的，也要造就学生对老师的仰视。而我，没有在任何一个我走进过的美国的教室中发现黑板前有高出来的台阶。

下面再说这个教室中的椅子。我赞赏这种简单的椅子，因为它没有可以用来写字时垫倚的部分（当然我们仍然可以用硬壳的文件夹，或者膝盖来完成记笔记的功能），这意味着大大降低了记笔记的实现条件，学生不忙着埋头用笔记录老师所讲的内容，就意味着精力能更多地用于耳朵的聆听和脑子的思考；手，又是否意味着能更多地释放出来用于示意教授自己的嘴有话要说呢？……

学生可以翘个二郎腿，老师没有了讲台可以用来放自己的两只胳膊以便撑住形象，一切复杂的规矩都因为教室少了很多我们概念里必备的元素而打破了。是否，中国大学的教授们踱进这样的教室，会感觉不舒服而致忘了讲稿？

我们大抵都听过放牛娃在学堂外边偷听偷学的故事，直到今天，也还有贫困地区的孩子这样在门外巴望。我的老师也因为她觉得正确的理由而拒绝了一个想旁听的学生。

这个教室干脆没有门，没有顶。经过的学生，若愿意，就进来拉把椅子坐下听，或者趴在上一层的栏杆上“俯视”。（南加大的有些图书馆，甚至都开放给附近社区里无工作的墨西哥大妈。）人们都会接受“知识如同光芒”这样的比喻，并浮现让自己激动的壮观画面，但却忘记光来自源点，无阻挡，方可发散至无穷远，方可真的动人心魄。

我直到今天都感激我的研究生导师，在我正式入学前，她对我小心翼翼提出旁听的要求觉得奇怪，Why not？说这是她的荣誉，有人愿意听她讲课；而我因此获得了各种学习资料，以及在课堂讨论中老师征求我意见的目光。那是03年的年初，大雪，我每个周一的晚上都冒严寒去听她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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