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与守的悖论——试析两宋军事积弱的成因

    太祖立国之初，面对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太祖立志于实现大一统，在制度方面，无论是募兵制还是将地方财权收归中央，都保证了对外征战时必须的军事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加之太祖善于用人和合理的战略方针的指导。故而宋初虽然军队数量不多，但却能顺利的平定南北诸割据国，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太宗继位之后，继承了太祖未尽的统一事业，但太宗却没有太祖的战略眼光和驾驭人才的能力，两次北伐，先后遭遇高梁河之败和歧沟关之败，在北宋君臣中普遍滋生出一种恐辽心理，这使得北宋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自此北宋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梦想，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但太祖立国时建设的进攻取向的制度仍然延续了下来，一直未有根本的改变，由此也造成了两宋制度和政策上的矛盾，导致了两宋军事上的积弱。

    与对外进攻取向相适应的制度主要表现在：

    一是军制方面，两宋实行募兵制，募兵制并非两宋首创，东晋的北府兵就是募兵，并曾在淝水之战中立下奇功，但从未成为主流。两宋之前，中国历代兵制均为兵农合一的民兵制，或者如两汉兵制的全农皆兵，或者如唐朝府兵的全兵皆农。与前二者相比，募兵制的优势在于军队的职业化，便于得到更为专业和精良的训练，从而提高战斗力，但因为本身不进行生产活动，故军队开支完全由国家承担。宋初因为统一战争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建立了以禁军为核心的募兵制。但却并未达到应有的军事效果。由于兵将分离、更番迭戍的驻军方式，不利于军队凝聚力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战斗力。一方面，随着对外政策转向消极防御，征战用兵的机会减少，军队的闲置日益明显并使军队训练效果得不到检验，甚至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因为将饥民充军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大量招募甚至强制饥民入伍，致使军队数量激增，而训练何武器质量都无法得到保证，军队战斗力低下，造成了冗兵冗费的局面。

    二是政制方面，宋在州、县两级地方政府的基础之上设路，路级主要机构为转运司，长官为转运使，初为出征时军队的后勤供应官，及至征服一地，即转为运送物资回京。宋为加强中央集权，禁止地方占留，转运使的设置使得地方的财赋税课能够及时上交中央，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为军队征战提供了充足的经济保障。后成为该地方的财政长官。但因为宋初之后迅速转入消极防御，转运司逐步背离了最初的军事取向的出发点，逐步成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因为长期消极防御的策略，致使战略储备长期限制，未能发挥其最大功效，倒是加剧了冗关冗费的局面。

    军权和财权的集中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致使地方日益贫弱，削弱了地方的战时防御能力，这却又是与两宋消极防御的国防策略相冲突的。因兵力布署向中央倾斜，“守内虚外”，地方在基本开支外又无更多的财政储备。在面临防御外敌入侵时，地方既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也缺乏足够的物资储备，自然无法进行长期有效的坚守。这也是为什么辽、金入侵时总能长驱直入，直抵汴梁，而无法遭遇到地方的强有力阻击的重要原因。而国家的命运几乎完全系于国都的命运，都破则国亡。

    而两宋消极防御的国策的另一个不利条件则在于地理形势，由于辽控制了燕云十六州，过去作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北方边界的长城已无可依靠，河北一代均为平原，地势开阔平坦，更无险可守，以至辽可以轻松的一路南下，直至开封。反倒是南宋偏安一偶，借助长江之险和江南相对复杂的地势，地理形式较北宋更为有利，但也毫无优势可言。

    自太宗朝开始，赵宋的对外国策开始转入消极防御（开篇已有略述，此处不再展开），檀渊之盟，作为一种地缘政治形成的均势，更使得这种消极防御换取求和成为一种惯例，两宋此后也基本上无欲也无力打破这种均势。同时因为吸取了唐末五代军人权重的教训，宋初即把重文轻武作为基本方针并延续了下来，但却走入了过于强调文治的极端，甚至于文臣统兵，以文制武。这对于文化的复兴和经济的发展固然有积极的因素，但因为极大的压制了良将的发掘和提拔，却削弱了国家的军事能力。战时发现的将才尚无法得到人尽其用，和平时期就更谈不上什么将才的培养和储备了，致使需用人之时，根本无人可用。

    在两宋的君主中，虽然总体上秉承了消极防御的国策，但也有个别君主志在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并对外发动征战，用积极进取的进攻力图打破长期以来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均衡。其中最较代表性的应该是北宋神宗的元丰西征和南宋孝宗的隆兴北伐。王安石变法之后，北宋国力有所恢复，在此基础上，神宗发动了对西夏的征讨（暂且称之为元丰西征），最终遭遇灵州之败和永乐之败。南宋孝宗试图借着成功抗击完颜亮南侵的胜势，发动了隆兴北伐，但此时金在有着之称的金世宗的主持下渐复安定和平稳，致使北伐止于符离之败。两次对外征战，失败的主要原因都在于用人不当和急功近利，神宗和孝宗无论是在魄力还是政治、战略眼光上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消极的策略，在尝试进攻失败后都只能重新回到消极防御的轨道上。

    两宋之前的盛世朝代，莫过汉唐。纵观汉唐，在对外政策方面都经历了从消极防御到积极进攻的过程，才最终建立起盛极军功。西汉高祖和文景时期重在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国力为主，对匈奴采取守势，武帝才得以在雄厚国力的基础上大破匈奴。唐朝武后时期也以防御为主，玄宗才能够取胜吐蕃，但两朝却都因为穷兵黩武，致使国家盛极而衰。与汉唐所面对的主要是未开化或半开化的边地少数民族掠夺式或骚扰式的进攻不同，两宋自始就面对着汉化程度很高且占据着燕云这些以往属于汉人适合耕种的土地的少数民族国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此时汉族国家与少数民族国家之间处于相对均衡的态势，要打破这种均势，需要更加强大的魄力和实力。两宋吸取了前人的教训，但却又有些矫枉过正了，所以两宋始终未能再出一位强势的君主，只能沿着已定的路线前行，致使无法摆脱制度和策略的矛盾，两宋在军事积弱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说明：本来打算把这篇小文章作为前段时间看的宋史方面的书的一个小总结，但是限于水平和时间，写的并不尽如人意，还是先发上来吧，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批评指正，留待今后再总结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