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北京的学院区。高一的时候，从西城的部委宿舍搬家到海淀的高校宿舍，虽是从大院搬到大院，但感觉却是从城市搬到了农村。没夸张，真是农村，路都是土路，路两侧是麦田，学校边儿住的是农民，到现在我们这儿还沿袭着叫“乡”呢。没有车水马龙，没有熙熙攘攘，秋天的时候，口外的羊倌赶着羊群进京卖给涮肉的，几百只羊覆盖着土路，踏起漫漫烟尘，相当壮观，也相当农村。

处在这样的学院区，我的中学生活都被农村化了。学校建在圆明园上，那个时候还没有遗址公园，早操就是围着福海跑圈，冷不丁前队就忽然停住，原来是一条蛇在过路。那个时候，宿舍里养只刺猬，是男生的时尚。

农村归农村，但那个时候，学院区起码安静，远离好多东西，适合做学问，适合一部分人聚集在一起，暂时与社会保持相对隔离的关系。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大学校园是一种宝贵的生活方式，象牙塔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喜欢这塔的，自然会品尝到塔里的乐趣。不喜欢的，也并不意味着塔有什么毛病，而仅仅是他可能并不适合在塔里生活。

后来，北大破了南墙，是个象征符号，跟社会接轨了，跟市场接轨了。北京的学院区，因此也集体破了身。还是那句话，这个破身是不是好事，现在看，不是能简单下定论的。从后来的高校市场化和学生创业的结果看，好象倒更说明了一种盲动和错误。至于我，则认为，学院区如果有其独有的价值，如果有与其他城市功能区相区别的地方，那么，它就应该与社会保持相对的距离。我们衡量隔离化好或者不好的标准，应该是站在高校之于世界的作用的角度去看，和判断一种生活方式的概念上去看。

关于城市主义，我原来没少絮叨，现在有个新议，就是，鉴于目前城市化的泛滥，大学，扛是扛不过的，那就学老舍当年不想当汉奸的法儿，打不起咱躲得起，搬出城市去。可以引为证据的，一是外国的好多大学一直这样干的，二是北京的高校也正在逐步往郊区迁徙。

所以，当初中国建大学城，并不是坏主意，在中国没建成没建好，则说明这主意或许更好，或者说明中国对于大学的存在意义存在误区。比如，谁说大学就是专门为生产力服务的？如果论这事儿，起码也该出两个选择题供大家自选——一个是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中，另一个，也就是我今天所刻意要说明的，而且已经被否定了很久的，就是超然一些的选择，不为现时现世服务，而是为了寻求人类的终极目标而服务。所谓社会科学，如果跟功能性更强的自然科学相比较，它所承担的义务，就是寻找我们的终极价值。

那么，这样的大学，这样的大学里的人，的确没有必要非找个交通便利、闹市喧嚣、权贵云集的地方来实现这样的目标。大学不是“跑部钱进”的驻京办事处。

即便是功利性更强些的学科专业，也并非意味着必须和权力和财富贴身对接。因为那样的话，容易学问做不好，还会把大学变成一个阿谀奉承场。中国人自古是迷信权力的，今天，又多了一个财富可迷信。天天跟上朝似地低头不见抬头见，就是给治学戴上枷锁的过程。其实，古代时候，相当多的中国学人却能一直与这俩东西尽可能保持距离，起码不是现在这么近。为什么呢？

因为大学是有独立性的，大学精神是独立的。这一点，我们的老祖宗悟到了。当年的东林党，即便把书院办到了北京，按说离权贵够近的了吧，但他们那是跟皇帝老儿更近地较真儿，这样的大学精神够牛比吧。

还有更牛比的。

1923年冬天，胡适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书院有别于官学，私人集资建造，藏书丰富，还有“山人”指导，但大多数情况下是给人们提供自修的地方。刻苦研究和自由思索，就是书院的精髓所在。按黄梨洲的教诲，就是八个字：“实事求是，莫做调人”。换句话说，跟皇帝较真儿，也未必就是最高境界。

现在呢，我们做不到这样。但我们做不到之后，第一，不要把做不到的就说成是坏的；第二，允许做得到的接着去做。比如，有追逐财富的大学老师，我们就把他归了老板；有喜欢当公共知道分子的教授，我们就把他归了传媒。而那些想做学问的，只愿意“实事求是，莫做调人”的，就让他们去郊区，提供一个安静的、山清水秀的地方保持他们的独立性。保持独立性，就是要保持距离。虽说是“心远地自偏”，但“心远”和“地偏”，还是相辅相成的。“地偏”，起码可以帮助“心远”。

一千年前的书院可以保持独立精神，一千年后的知识精英们，也该对照着反省一把。高校的院墙可以在心里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