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感谢祝平燕老师在华师安排了赵军博士的讲座.赵军博士是我为数不多的偶像之一.我的偶像还有潘绥铭，万延海，李银河。成为我的偶像的原因是，这些人或多或少为性工作者，为我关心的人群做过一些实在有意义的事情。而赵军先生的研究，与我们小姐的生命息息相关。他给予了小姐这个群体更真实，客观的评价。
《惩罚的边界》这本书，我看了两年了。这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我甚至把这本书当作为我们小姐平反的工具。他的研究证实了社会上许多对于小姐问题的看法，是一种不合实际的偏见。在书中，他提出了对小姐现象持有“破坏家庭说”的疑问，“性病，艾滋病专播论”的缺陷，“诱发违法犯罪说”的质疑。
这三种观点是社会，舆论强加在小姐头上的主要三大罪状。
1．关于“破坏家庭说”
赵军提出了三个疑点：
恩格斯在经典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卖淫是对专偶制（一夫一妻制）的必要补充。小姐现象破坏婚姻家庭的说法与恩格斯的理论相矛盾，而持有这一说法，也缺乏相关的理论依据。
就中国古代而言，娼妓制度，其实来源于整个社会所实行的婚姻家庭制度，中国的历史一直都允许娼妓的存在和男人有限度的嫖娼，几千年来，妓女的存在与婚姻家庭都相安无事，在古代我们没有听说妓女颠覆家庭的危机，怎么现代会是家庭的威胁？这是小姐的原因吗？
前些年，广东妇女对小姐深恶痛绝，可很快地，她们又调转方向，把矛头指向“二奶”，因为只有“二奶”才是真正对家庭构成威胁的人。
赵军先生指出，要从网络或杂志的某些地方，找个嫖娼嫖得妻离子散的故事并不难，而要讲一番嫖娼可使国破家亡的道理也不难，可这样的说法，都不是一种经过科学研究的方法得出的理论，只是某一部份的价值论。而他的研究不会受制于这些“故事”与“道理”，而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展开调查与研究，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小姐确实可以破坏家庭。
在他的调查结果中显示：
有21个嫖娼的已婚男士。
21——30岁，有4人；
31——40岁，有8人；
40——50岁，有6人；
50——，有3人。
这些人中，分居者有两人，分居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男人嫖娼，而是因为夫妻中的一方在异地工作。
离婚的有三人，离婚的原因也与男人嫖娼无关，两个是因为男人养了“情人”，跟妻子离婚，另一个是因为受不了妻子与本单位男士的绯闻而离婚。
夫妻关系正常的有14人。这中间有三个人的妻子知道自己的丈夫嫖娼，但并不打算跟他离婚。而在调查的208名小姐中，有51个是在婚的。有11人表示与丈夫感情很好，有36人认为过得去，有4人经常吵架。但这种现象在她们从事小姐之前，就存在了。
而在我管理的离婚女人群里，有近一百个网友，离婚的原因不是因为男人嫖娼，大多数是因为男人有小三，小三并不是小姐，而是同事，网友，一些比她们年轻的女人。
如果是因为嫖娼现象破坏婚姻家庭，而在刑事政策中严历禁止卖淫嫖娼，那么法律是不是就包容了“二奶”，“小三”现象对婚姻家庭的危害呢？

2．关于“性病，艾滋病传播论”

小姐传播性病和艾滋病，这一说法不管是在民间，还是学者专家，或官方的文件里，都得到了肯定。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一点：
性病或艾滋病的传播，不是因为“性”，而是因为“不安全的性行为”造成的！
只要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就有可能成为性病或艾滋病的传播者，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小姐！
而现在，有多伴性行为的，仅仅只是小姐吗？为什么不把责任落到性生活不检点，性伴多数的男性身上，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只在与小姐发生性行为时才带安全套。
在这本书中提到，潘绥铭老师在分析“谁是最危险的传播者”这一问题时指出：
即使所有的小姐都100%地染上艾滋病，而如果男客都只与小姐发生性关系，而不沾其他别的女人，艾滋病也就只能在客人与小姐之间传播，至多也只会传染给客人的妻子，不会再威胁到普通人群的安全。可问题是“有80.5%的男客除了小姐还和老婆之外的其她人有过性生活，而且他们每个人平均有过8.1个其他性伴侣，而这些和他们发生关系的普通女性一般也都另有其他性伴侣。这样，正是发生在这些男客与其他女性之间的非商业性的非婚性行为，导致了性病、艾滋病在普通人群中的传播！
而在关于安全套的使用调查中显示：
以卖淫为主的休闲屋，桑拿屋等有组织的场所使用状况较好，零散的，无组织的性服务小姐使用较差，处于间接组织状态的居中。
而[刑法条文]关于故意传播性病罪中，
第三百六十条第一款  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投身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普通人群之间故意传播性病就不需要打击吗？
我们看这条法律的补充说明：行为人明知自己患有严重性病，仍与他人恋爱、姘居、通奸的，均不构成本罪。需有营利目的或者放任传播而进行卖淫、嫖娼为目的。
为什么法律不保护受害者？而一味地强调营利目的？那么这条法律的制定，实际上并不是为了打击传播性病的行为，而是为了打击卖淫嫖娼。为了打击卖淫嫖娼，居然可以把受害人的利益放在一边，实在是可笑之极！

3．“诱发违法犯罪说”质疑

“破坏了社会稳定并极易诱发其他违法犯罪”是官方，乃至公安部门一惯地说法，这未经考究的观点，已经成为了中国主流社会的“常识性话语”。
赵军在这里提出来了，诱发说，所指的诱发犯罪的几种形式，并一一进行了推敲。调查结果证明跟卖淫现象，并无直接的联系。
我倒认为，正是法律的不完全，不公正地强调打击卖淫嫖娼，没有最大化的保障弱势者的权利，才导致小姐成为边缘群体，成为犯罪份子垂涎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