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早餐，太太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她说，最近很多人因为工作关系问她要手机号码，尽管不太乐意，但怕误事还是给了几个。

太太在外企多年，接受西方人的习惯，公私分明。比如手机，她认为那是私人空间，轻易不肯把号码告诉别人的。公事请打办公室座机。

听太太说完，我突然意识到，也许中国人和西方人真的很大不同。我日常工作生活中，似乎从来没有谁拒绝告诉我手机号码，我也从来没觉得问对方手机号码有什么不妥。我收的名片，除了巨头级企业家、局长级以上官员只印座机，其他人基本都会提供手机号码。的确我也不喜欢被人无故打扰，但我依然会毫不迟疑地告诉别人我的手机号，只要他要求。我总觉得手机意味着机会，或者是必须马上去办的事，因此时刻准备在任何时候接听任何人打来的电话。我相信很多人抱着跟我一样的念头。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我问太太，你知道为什么中国发展得比别人快吗？的确有很多原因，但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抱有的某种生活态度是很重要的因素。就拿手机号码来说，也许西方人真的觉得那是私人领域，公事勿扰；你跟他们打交道，如果纯属公事，可能也不太好意思问他们要手机号。而国人开放手机号码，一方面是传统上公域私域并不那么界线分明，但主要还是怕失去任何机会，为此宁愿牺牲部分私生活空间和自由。我们的企业风格似乎也是这样，企业的任何小事，都比私人的多数大事还大，它可以毫不迟疑地追到你手机上。我们也都习惯了，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再比如工作休假，对于西方人来说那是神圣不可侵犯，除非天塌下来你别麻烦我。而我们这里，从休假地被匆匆召回岗位似乎司空见惯，评价也多半是正面的：你很敬业，你很重要，你知道孰轻孰重……至于计划中的休假一拖二拖直至遥遥无期，相信很多人都深有感触。

生活态度或者价值观念，很难硬分高低优劣。但是从公开手机号码这件事来看，似乎国人更具有紧迫感，更珍惜任何一个哪怕最小的机会，向前的欲望也更强烈。我相信这种态度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公私界线划分得极清楚的人，或许他更专业，能力更强，自我认知更清晰，生活品质更高，然而他的节奏也是固定的，在爆发力和冲击力方面可能会有问题。当然，我想我也必须承认，我们的社会还没有高度专业化，多数人还不具备专业人士的资质，彼此的领域也划分得还不是特别清晰，因此才害怕失去任何机会，因此才无法拒绝把自己手机号码告诉任何有关的人。换句话说，由于我们不够专业化，因此一个机会它可以给我也可以给你，那么我就必须保持二十四小时竖起耳朵，而手机就是我们的耳朵。也许未来某个时候，我们也都专业化了，专业化到某些机会它只能是我的而不可能是你的，那时候或许我们也不愿随便告诉别人手机号码了。但那至少不是现在。

老外谈到中国的活力，一般会描述为这是一个相对混乱无序的社会，人们充满欲望，机会也更多。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生存，就必须随时打开你的所有触角包括手机。同时，多数人这种随时准备无条件地一跃而起的状态，自然也增添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日本人包括韩国人谈起他们的经济起飞，多归结于他们更刻苦，他们从不在加班这类事情上讨价还价。我相信这是实情。在西方人设定的游戏规则里边跟他们玩，不多流汗是没可能赶上去的。现在，同样也有人在谈论中国人的刻苦。我觉得，像公开手机号码这种事，其实也是刻苦的表现。只不过人人如此，大家也就不觉得怎样了。说一个民族刻苦，绝不仅指它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有意识地更多付出――如果是这样，我怀疑多数人会由于意识到辛苦而选择放弃。刻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氛围，好比你在一个大家都用功的学校读书，由于人人如此，多数时候你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刻苦。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也就一般，但是在外人看来，你已经非常刻苦，更主要的是你的同学都跟你一样刻苦。

    手机号码可能是个小事，但它也同样形成一种氛围，于是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在我们这里却视为平常甚至根本无意识。这样的现象，我想应该还有很多，它构成了我们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