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变化的一次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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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是八十年代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以冷酷的叙述著称。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作者却在一片赞扬声中突然转向。有人认为是对世俗的一种妥协，有人认为是作者创新精神的驱使。文坛对此争论不休。我更倾向于是作者自身发展的结果。无论怎样，我相信，余华还在生活，余华还在感受，余华就一定还在变化。所以对余华变化的观察是一个长期不断的过程，这里仅是对其的一次观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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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是八十年代先锋作家的代表，他的写作专注于探究那些非常态的行为和心理。罪恶、暴力、丑陋、情欲、阴谋和死亡等等，是余华写作的全部材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数《四月三日事》和《一九八六年》。余华对怪异感觉的捕捉和对怪异生活的极端刻画，令人震惊。这种典型的创作方式使余华的前期小说充满了先锋小说的特征。随着《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小说的面世，我们看到，作为中国八十年代新潮作家代表的余华已经悄悄开始了他个人艺术道路上的转型。在这次的转型中余华似乎在从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的各个层面对自己的创作道路进行反思。而对自己先锋时期的极端性写作的告别则是这次转型的标志。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作家中可能还找不到另一位作家能像余华这样在短时间内完成反差如此之大的两类作品。所以这种转变引起文坛的关注，使我们的讨论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三个方面，一是余华小说转型中对人物塑造的变化，从符号化人物到有自己声音的主体。二是分析小说叙述上的重大转变。三是余华小说的转变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是一种媚俗还是一种自然发展的过程？ 

一．从符号化到有自己声音的人物

人物的塑造是小说灵魂之所在，在余华的前期的作品中同其他的先锋小说家一样。他们不屑于对人物进行现实主义的肖像描写，看重的是作者心目中的主观形象，“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谓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的艺术价值，那些所谓具有性格的人物几乎都可以用常用的词语来概括，即开朗，狡猾，厚道，忧郁等等。显而易见，性格的关心是人的外表而非内心，而且经常的粗暴的干涉作家试图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的努力。因此我们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物的存在价值。”正是由于先锋派的这种“误解”，我们会发现，在余华前期的小说中人物就是一种象征，是直奔人的本质的欲望的象征。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见的是一种被极度夸张化的欲望，欲望几乎成了取代人物的真正的灵魂。即使在通常看来重要的时间，地点均不清楚，时空交错，尤其是人物的身份更是含糊其词。例如在《难逃劫数》中的“老中医”是一种罪恶，灾难的象征，是宿命的化身，是欲望的代言人。而余华将这种代言人的身份发挥到及至的作品应该是《世事如烟》，在这部小说里，对于传统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或人物性格是给予完全的否定的。我们几乎读不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在这里人物被数字或是字母所代替。2和T是男人，3是一位60多岁的老奶奶，4是一个16岁的少女。这里的人物没有姓名，作者只是恩赐性的赋予他们瞎子、算命先生、灰衣妇人、司机等。在这样的一个符号化的世界中我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人物，也无法将每个人物密切的串联起来。我们在余华的作品中开始相信宿命，开始相信命运的飘忽不定。于是东山成了一种必然，从那个清晨，东山进入老中医的视线开始，就已经陷入了阴谋与欲望的沼泽之中。在余华的前期作品中，人物总是被注定走向阴谋，走向劫难，走向死亡。这种铁定的必然性的命运使余华笔下的人物可以放心的去干那些自取灭亡的各种荒诞事件。那些早已经被预见的悲剧，主人公们只是浑然不知的被余华“利用”来演绎经历灾难的游戏罢了。东山对露珠的求婚，一开始就预示着灾难，随后只是如何走进灾难的过程。所以余华笔下的人物不需要被塑造成典型的有血有肉，可歌可泣的人，更不需要将人物置身于某种时空的束缚之中。他们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如何以最为直接的方式来表现人性的欲望与丑陋。但这种代言人身份的纯抽象的人物塑造到了后期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却有了质的改变，作者不再是“人物符号化”，而是将人物的塑造复归到“典型”之中，无论是福贵，家珍，凤霞，有庆甚至二喜，还是《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许玉兰，甚至林芬芳等不仅有性格，而且个个生动，性格鲜明。这种对人物小说塑造追求的改变，正是作者对人性复归最好的证明。《活着》中作者对人性善的发掘取代了对人性恶的展示，正是从《活着》开始，作者开始意识到人物是有自己的声音的，作者也开始尊重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以往那种强制的粗暴的“为我独尊”的表现方式。所以在《活着》中作者将“我”弱化为一个听众，一位故事的看客。主人公福贵似乎一如既往的走向灾难走向死亡，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在福贵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背后却是人性对善的向往。人物从罪恶，欲望的“代言人”转变为福贵这种对苦难有超强的忍耐力，对生活充满乐观情绪的人物，而这种转变在后来的《许三观卖血记》中，更是将其夸大。许三观是小人物，作者却赋予这样小人物以人性的光芒。许三观在妻子许玉兰落难中，成为“破鞋”时，当着儿子的面承认自己也曾和林芬芳有染，甚至表现出某种类似家教的宽容情怀。作品中还细致入微的刻画了对一乐的感情变化，从不愿面对一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到确认自己做了九年的“乌龟”后极为不平衡的心态使他做出了种种的乖张的抉择，甚至不愿支付一乐的医疗费，还让许玉兰亲自去找何小勇，到最后还是用自己卖血的钱支付了一乐的医疗费。许三观是一个性格完整的人，作者不仅赋予了他普通人的卑微和自尊，而且更加突出的表现了人性的高尚和美好。在余华的前期作品中我们是无法找出这样性格丰满的人物，那些以往作为余华揭露罪恶与黑暗的人物似乎慢慢蜕变成为充满人性光辉的“普通人”。余华曾经这样的说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的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求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的确，余华在他的人物塑造上做到了这一点，作者前期小说中人物的暴力，血腥，自我宣泄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福贵、许三观这样的充满温情的人物来表现作者对苦难的关注。真正的把读者从欲望的世界带向了完整人性的复归。人物逐渐的成为了余华小说的灵魂，余华开始用人物自己的声音叙述故事。作为喜欢余华的读者，我是欣喜的来看待这一转变。在余华的前期作品中，作者太过于专注于自己内心的控诉，而后期，余华开始用笔下的小人物来显示中华民族惊人的忍耐力。余华的小说越来越“平民化”，余华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也越来越“平民化”。福贵、许三观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体，他们代表的是一类人。余华在赞美他们的韧性之外对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更高的要求，而更多的是投以同情的目光。以哭的方式笑，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这是怎样一个忍耐了得。我很喜欢作者开始学会用更为人道的立场来看待这些小人物。余华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变化，并不是媚俗的表现，不是放弃先锋的证明。作者对苦难的关注始终没有放弃过，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这种转变是作者经过心灵沉积之后的一种升华，是一种必然的成熟。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一味的坚持他惯有的笔法，对欲望、对罪恶、对仇恨进行赤裸裸的描写。我们是否要说他“无病呻吟”“装腔做事”呢？比起那些在某种创作模式中无法自拔的作家来说，余华是伟大的，我们可以说是余华拯救了他笔下的人物，拯救了读者，也可以说是他笔下的人物拯救了他。他们使余华在面临文坛的巨大变迁时，既没有随波逐流，亦没有故步自封。这是福贵与许三观的光芒，更是余华的光芒。 

二．故事叙述的变化

“我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碴子”。这是余华对自己小说创作的最为真实的描述。用两个词来概括的的话就是“冷酷”，“残忍”。余华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对人的悲剧处境的体验过程。他的叙述，完全随着他对人的体验和理解的变化而变化。最初的时候，余华眼中的人大多数是欲望和暴力的俘虏，是酗血者，是人性恶的代言人，是冷漠的看客，是在无常的命运中随波逐流的人，那时余华在叙述上尽管表现出罕见的冷静，但文字还是充满着压抑不住的寒冷和血腥气息；到《在细雨中呼喊》，因为追忆有了温情，如同闪光的话语链条不断的在小说中闪耀。余华的叙述也随之变得舒缓，忧伤而跳跃；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由于善良、高尚、温和、悲悯、宽容等一系列品质成了这两部小说主要的精神底色，余华的叙述也就变得老实而含蓄脉脉起来。探察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认识余华是非常重要的。他前期作品的叙述就好比被支解的梦魇在想象的催眠里梦游，宿命的难以琢磨构成了叙事的主体，文章充满了波涛汹涌般的疯狂，暴力和血腥。然而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余华开始放弃这种“冰碴子”式的叙事转而向温情叙事转变。我们可以说这次的转变是余华文学创作历程中思想的一次“拨乱反正”。余华小说叙述的转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从暴力叙事向温情叙事转；叙事语言的转变。（未完见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