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中国二战被掳往日本信浓川的劳工，与日本西松建设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西松建设公司“承认抓掳和奴役劳工的历史事实，认识到企业的责任，深刻反省，表示谢罪”，并支付1.28亿日元的赔偿金，折合人民币900多万元。当时被掳往信浓川的劳工共183人，每人近5万元人民币的赔偿。

二战结束前夕，大约有4万名中国人被强掳到日本，从事残酷的高强度体力工作。从1995年至今，中国劳工多有在日本的诉讼，但这些诉讼均被日本法院判决败诉。于是，以非诉讼手段解决被掳劳工对日索赔模式兴起。最早的一例是2000年鹿岛建设的花冈案件的和解，并由此形成了以“谢罪道歉、出资建碑并调查、设立基金、象征性救济”等为主要内容的模式。此后的历次和解，均基本沿袭了花冈和解模式。

当然，有认死理的中国人不认这种模式。从法律层面来看，这种模式确实不完美：比如日本人强掳华工的法律责任未得到确认，赔偿数额远低于韩国的类似诉讼，日方设立基金等举措在反省力度上不及德国的力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