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时评选集《中国的心病》，历28个月，辗转数家出版社，被拿下4篇，其余有所删节，终于面市，定价 30元。

衷心感谢杨锦麟先生为拙集作序。


呈90度角前进的鄢烈山

杨锦麟

一个月前，《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徐列捎来讯息，说受鄢烈山之托，想请我为其新著写个序。徐列并转来鄢烈山的信函。鄢烈山在信函中写道：我想，杨锦麟先生如果肯给我写的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一来名人中杨先生是令我和我的潜在读者所尊敬的人，二来杨先生“读报”其实也是时事评点，他的心与内地民意相通，对言论环境甘苦也是亲历，三则他对我也有所了解，在香港与他有一面之缘，曾蒙他赐宴。

烈山先生将我纳入所谓的“名人”，实在不敢当，其实也是徒有虚名而已。在电子媒体混饭吃的人，最应警惕的就是不可为虚名所累，但他对我的观察心得，我觉得是知音话语，能引起我的共鸣。

和烈山先生确有数面之缘。印象最深的是在香港的邂逅，那天大家谈兴甚浓，遂相约到庄士敦道的一家专事杭州本帮菜的酒家餐叙。席间，烈山先生话语不多，他更多时候是倾听，酒喝得不多，询问之下，才知道他并不善饮，也是这些年勤于笔耕，身体或有欠安，方有所节制，这一点自律和节制，显然比我强。只是纳闷，不善饮的写作人，何以有如此洗练、泼辣的文字，精准的“点穴”话语究竟从何而来？

对笔耕为生的同行，我一向充满敬意和好感。毕竟，以我个人的经历和经验，即使勤于笔耕，文字工作者的日子也过得并不宽裕，三餐温饱之余，更多时候寻求的是一种精神层次的满足。或针砭时政，或苦心建言，或怒发冲冠，或匍匐行进。基于特定话语表达环境的规限，很少人是能坚持始终的。即使中途退出，改弦更张，也是情有可原。

能坚持始终，热爱手中那一把笔，那一迭稿纸，或者是狭小书桌上那一部代笔的电脑的，一定是执迷不悟的人。我想，我和鄢烈山应该都是这一种类型的人。

未识其人，先识其文。正式认识鄢烈山之前，我是在内地一些报刊杂志上逐步认识鄢烈山文字，领教和叹服其行文风格的。字里行间的老辣，字字珠玑的精准，每每拜读，总有回肠荡气，畅快淋漓，拍案叫绝之感。总以为，能写出这等精彩之人，非资深媒体从业、非阅历深厚者莫属。

却未曾料到，这一个“想当公民的杂文家”，和我岁数相若。1982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曾做过农民、民办小学与中师函授教师、政府机关干部的经历，让我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因为我也有相似的阅历和人生轨迹，我们年龄相近，一个属龙，一个属蛇，凑成了一个“龙蛇混杂”的映像，希望不至引起读者诸君的负面观感。

有趣的是，烈山先生直至1986年才加入新闻界，弃仕途官场而不顾，卖文为生而不悔，并不是当下多数人的选择。无法深究其究竟，但也发现他自此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目前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的他，二十余年笔耕不辍，至今已出版杂文时评集17种，虽然他自谦“多为吞吞吐吐的言辞”，但这位时评家，却直言不讳其以“公民写作”自我定位，憧憬“我手写我心”的境界。

杂文家或者杂文写作，在过去的六十年间，曾有过一个众所周知的年代断层，人才凋谢、鸦雀无声的那一个断层，人们记忆犹新。

没有杂文随笔的时代，几乎可以断定是一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一个大时代的转型和变迁，若只是主流话语的喋喋不休、千篇一律，思想势必是苍白无力的，有感而发，顺手拈来，或指点江山，或激扬文字，或一挥而就，或洋洋洒洒，或斟酌字句，或低声吟唱，或引吭高歌，或小桥流水，或大江东去。

杂文或杂文界的兴衰起伏，是一个时代究竟有没有言路的观察坐标。我们当然也知道，很少有脱离大时代而天马行空的自由自在。写杂文的鄢烈山，和其他写评论、写杂文的同行一样，都知道戴着脚镣跳舞的不易，都知道裹足不前但仍要奋力前行的艰难，都知道很多时候脖子被使劲掐着还要大声疾呼的痛苦，只